画画这个事对于我来说从根上讲纯粹就是捡来的事。我不定干什么呢，结果就画画了，而且自己还喜欢。因为学校是放弃你的，家长对你也不自信。我觉得家长都有武断的一面，有的家长特别好，很民主，让孩子自己发展，或者给你很大的引导。每个家庭可能都有很奇怪的一面，和别人家庭不同的一面，它会给孩子的心理上带来一个直接的影响。但家长他们不在乎他们活得很自然。他们觉得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上学的钱，冬天不会让你冻着，夏天不会让你热着，就没问题了。但是实际上这里面问题特别多。我爸爸是从农村出来的，当兵嘛，在家里老大也不太好好干活，他就是被打出来的，就对他造成一种惯性，他要打孩子。我经常因为学习上不太对他的路子而挨打，经常的小时侯。每一次他打你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且在这整个过程中，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补偿他自己挨打的那种感觉。当时我觉得他很愉快，打你的时候准备特别充分，你又不能离开那个屋子，得等着，酝酿到极限时候，他觉得火候够了，就开始打。有的时候也偶发，就是逮住了在院子里一顿踢，他挺爽，一看表还有个会，走了。后来我就逃学，我爸就捉。一个军属大院，我爸那时三十几岁，根本跑不过他。你就紧捣，几步他就过来了，一拎脖子一脚就踹过来，那时侯特别小，一年级。第二年夏天，有一天跟一帮小朋友玩，突然就跑不动了，腹部特别疼，就到县医院去检查，有一肿块。后来又到长春一个部队医院，医生说可能长了个东西，要做手术。做手术头一天要做一个穿刺，取里面的液体。来了七八个医生把我摁在床上，拿一大针头，做一个穿刺，一化验说没事，是个瘀肿。那医生我印象特别深，一军医，灰白头发那种感觉特别慈祥，就过来跟我爸说：你是不是打他了？你是不是老打你小孩？我爸就不好意思，就乐，他在外人面前特别弱。我看我爸那表情，他在说谎。我觉得我特委屈，就在那儿哭。不用做手术，吃点化瘀的药就行了，开了很多药。第二天我爸就带我去了一个饺子馆，机器压的饺子，和扎啤，那是第一次，74年。我爸要喝，要了两扎，我说我喝不了，他说少喝点，倒碗里，喝了几口，吃那饺子，觉得特别好，觉得我爸对我挺好。我小时侯经历了很多这种疼痛的感觉。
家里是我哥先画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自觉的艺术家。他喜欢这个，早期的命运也比较好，因为我妈支持他。我们小时侯他们夫妻俩有一种分工，我妈管我哥，我爸管我，说不清楚的一种分工。我妈很宽容，对我哥只要学习好干什么都行，喜欢无线电呀，喜欢画画都行。但我小时侯是什么爱好都没有，就是想玩，不想在家呆着，就想出去玩。不喜欢幼儿园，不喜欢学校，所有被管的地方都不喜欢。也不是愤青，小时侯属于那种很内向的孩子，很懦弱。家里面那种教育给你造成一种奇怪的影响，心里很压抑。我爸管我，他觉得有权支配我。上学的第一天我就觉得我没法进入那学校。所有的男孩都背军挎，给我买了一个花书包，还是那种两个带子拎着的，白底黑花的。书一放进去是软的，不像军挎那么有型，那样斜挎着就去了。然后给我剃了一个锅盖头，我自己不知道。我爸说了：你头发长了明天要上学，今天给你剃头。我最讨厌剃头了，后来就一直希望留一长头发。把我摁到过道里，直接一圈儿，可能现在看挺时髦的。整个一圈是光的，上面顶一盖儿，还是一大盖儿。一照镜子我就哭了，怕挨打，算了，别哭了。第二天顶着那个就上学去了，一进班人家一看这孩子真惨，整个一滑稽。我妈也不满意，我爸就坚持：就这样，挺好。
有天和邻居孩子打架，把人给打了。那时侯我们家已经从东北到了太原。我爸那时侯已经有病了，但还天天上班，特硬朗，有条腿不行了。我还在上初二，肯定不敢反抗家长，打你白打。我哥已经上大学了。那天家长带着孩子告到家里来了。我爸就习惯性地把小屋门关上了，从后门抽出一根擀面杖。我一看要搞事。因为屋很小，有一写字台，里面有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我就往里躲，穿着鞋，又不能踩着床。当时心态很复杂，我妈爱干净，我爸又要打我，没地方跑了，只能往床上躲。躲在床上两脚支起来，搞一造型准备招架。我要是搞雕塑，我就搞一造型，叫“挨打”。那种李连杰飞腿，等着。我爸就先乐了。他愤怒就愤怒在这儿，觉得我太老练了，太有经验了。腿支好以后，我爸就急了，过来以后就“你妈的……”。怎么打也打不中要害，腿在踹嘛。他打的时候还摁着打，不是一下一下打，打空当，有一种技巧在里面，总之得够到一个要害。我一看这不是长久之计，一个翻身，床单也踩了，直接站起来就跑了。我爸回身很牛×的一下子直接打到膝盖上，一头就栽下来了，趴在地上，后背还继续挨着打。我妈在那边也听见了，过来就说完了完了，你这不打断了吗？打可以，我妈同意打，打断了我妈就急了，把擀面杖往下揪。我爸说你别管，那种山西土话。我就抱着腿使劲叫唤。这会儿我一个哥们儿来了，特别好一哥们儿，叫小光子，现在已经死了，吸毒死了。那会儿玩得特别好。他来了就说叔叔别打了，问我怎么了。我就说腿完了，肯定断了。他就背我去了分局厂医院，照了一片子，膑骨打裂了。就上不了学了，没法走路了，开了药在家呆着。呆着干嘛呢？平时爸爸老逼着我学习，这回说打的特别重就没逼着我学习。我就翻电影画报，那时侯已经有《大众电影》杂志了。我记得是《爆炸》呀还是罗马尼亚一电影女明星放的挺大的，挺漂亮的，黑白的。我就拿我哥剩下的炭笔和纸画那个女明星。就觉得画的挺像的，我觉得是宿命的一种真实吧，确实安排你在那个点做那件事情，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这样的。后来又把我哥剩下的一块三合板拿来了，学他那种感觉。记得中学课本上有一课《老人与海》，我就把那个鱼网和罐子刻出来了，又画了一张。这时候我妈就进来了，哦，你也喜欢画，学学你哥吧，你都这么大上初中了，将来你要干什么，接你爸爸班吗？我也没说话。我妈就过去跟我爸说：小永呀也喜欢画画，你以后别打他了，好好培养培养他，看他能干点什么，反正学习也不太好，学习不好能画画也行，考个中专也行，只要不出去惹事就行。后来我就真的开始画了。翻我哥剩下来的书，把那些翻出来画，就真的不出去了。以前天天想尽办法出去玩，不愿在家呆着。我们家住一楼，厕所窗户这么大，小方窗。每一次出去玩都从那儿逃跑，因为开大门的话我爸会听见，但你说你去上厕所，就没问题。每一次逃跑都是从厕所跑。家里不知道你跑哪去了，也不知道你怎么跑的，没听见动静就跑了。这种经历过来了，我觉得跟家长对你的要求有关系，所以现在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尽量不压抑他。我觉得是压抑的结果，是家长给你造成一个压抑的环境。他是跟普通中国家庭一样的，他希望你好，但他使用的方式是一种很主观的方式。我看我爸那种感觉，他早期读私塾，考了县里面的中学，他小时侯就是被老师打出来的。上了高中以后我奶奶给他定了一个亲，高中就可以结婚了，那是刚解放的时候。他是这么过来的。我奶奶特别不喜欢我爸，他属于那种也是被压抑出来的。他人很喜欢读书，我奶奶老说你爸爸学习好，其实这在农村是最被看不上的。天天抱着书看，不干活，也不会干活。他是从那种家庭出来的，被压抑、被打出来的，后来就开始打我。
考学的时候当时是先考中央美院，特别想上。后来浙美这边的准考证也寄过来了，要求到杭州去考。从来没出过那么远门，家里面凑的钱。当时山西只有两个他们的准考证，我哥们儿那儿有一张，我们俩一块儿来的。我考完中央美院以后，中央美院每年要招附中的人，外面的学生除非你基本功特别过硬的才能进去，全是内定好的，剩下的名额就没几个了。后来去浙美以后，变了一种方式，现代画，勾线的伏尔泰，我印象特别深。学生那个高考指南上考生作业里有一张一个线的侧面，那就是我画的。当时浙美考的成绩不错，中央美院没考上，反差特别大。
我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当时想之所以好是因为注意了别人没注意的问题，而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是因为注意了别人不注意的东西，这个是我那时有的感觉。因为我们在浙江美院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就一种，来大学就是要把我们的功夫练好，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或者我们要练好基本功，我们的天地是毕业以后的事。我不是，因为我哥告诉我，开始就要进入一个创作状态，不要把它完全当作一个过程，那样是不对的。你要画每个东西都要当一个东西去画，这当时很多同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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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来工艺美校工作，我操，不对呀，后面全是菜地呀，跟你印象的北京是两个概念。实际上刚来北京是不安，后来由不安转成烦躁。这是什么地方？郊区呀！马车，骡子车，农民，三轮车，马拉的屎……这哪是北京呀？特绝望。基本工资80元钱，加上上课，100多一点吧，很少的钱。当时借了2000元，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债了。一张画也没卖，过了差不多半个月吧，接到老栗一封信。我现在还记得那封信的内容，特别短。“宋永红你好，看了你们两人的画展，很激动，尤其是你的画。你会越画越好的，多多努力。”我操，这他妈是老栗写的信呀。我说这是老栗写的呀，旁边好多同事就说，老栗是谁呀？我说“老栗……不知道”。当时是在一个老师那儿，有一个黑白电视，大家都在那儿看《渴望》呢。拿到那封信，我特激动。看完《渴望》回去又接着画，真是那种特别激动的感觉。
后来因为有一点钱嘛，你要做工作室的话，你就没有机会买房子，买了房子就没有工作室。就这么多钱，怎么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要弄工作室。老婆就不干了，人家跟你图什么呢？彩电也有了，家也有了，在家里呆着，小空间怎么弄，这很具体的。我就觉得挺矛盾的，也没法解决，很多画也卖得不好。如果钱很多的话，也就不是问题。至少你解决空间的话很容易，但是很多原因就积在那儿你弄不出来了。而且画画非常非常觉得没劲，我操。不是说你不想画，你不知道画什么。我操，画什么鸡毛呀，完全是乱套的。然后每天我那儿还有一些册子，这个展览，那个展览，通过各种途径吧，别人还会打电话，让你去看展览，然后给你册子。别人来看你呀，带册子，很多东西跟你所看到的是不同的。就你在画，就你画的刁毛东西别人都知道。就说一打电话说：永红，找你，去你那儿玩，怎么样？电话一放就知道你在干嘛，太清楚你的东西了。你也知道对方是这种感觉来的，特别清楚这种感觉，又特别无奈吧。我哥也来一块讨论这些东西，他谈不清楚。
我来花家地呢，首先一点，你也知道我当时在国内的状态。我刚从美校出来，然后老婆生孩子，我心情特别不好。所以当时我从美院出来以后，种种原因，我就他妈的，我太不适应这个社会了。这种性格也是从小养成的，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应社会的。现在才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方式切入它。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首先要找到一个方式切入。我本来不是理性做事的人，所以混乱经常伴随我，混乱时间的长短要看你的运气。如果偶然的一个机会你碰开了这个锁，那你就开始调理了，调理才开始工作。或者碰见一个人、一个事。但我到鼓楼那儿的时候，就跟整个环境都脱离了，你跟谁都……。
我是喜欢扎堆儿，我不骗你，我特别喜欢热闹。就我这种性格来讲，一个人呆时间长了就死定了。我喜欢热闹的方法还是喜欢和大家住在一起，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但是这么多年在北京，一直找不到这种机会，你摆脱不了。当了七年的老师，那些分配过来的老师，你不跟他们住在一块儿也得住在一起，大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虽然也能弥补缓冲一下那种想要群居的感觉，但是不是那些你最需要的朋友。所以这次花家地这儿，有这样一帮人，很多年的想法，大家想法一样的。有一种愿望，在一起既可以玩也可以说艺术。现在好多人都不再谈艺术，只谈经营，谈怎么经营或经营的方式。有一个哥们儿谈到现在的现状有一个比喻，就像鸭子游泳，上面不动，下面乱动。现在就是这样，底下操作，上面看那鸭子很安详，没什么表情，但底下的脚紧捣。
昨天跟老栗说到一点，我是在画和我自己有关系的一个东西。你像刘炜、毛焰那是属于手感一流的画家，他们属于典型的那种很有才气的。但我觉得他们不太管是不是和自己生存有太大关系，我是说现在，以前不这样。从前我看过刘炜的作品，他画他父亲，他画电视、戏剧，他画鸟，画那种孩子、那种山，他有一种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东西，或者和（生活）背景有关系的东西。后来画的肖像就是一种纯粹语言的感觉，那种稀巴烂、稀汤逛水的感觉。我觉得他的兴趣在于画面本身的那种东西，不太管背景怎么样，就管把一张画画好，也许是我的一种理解吧。画一个肖像，就传达这个肖像的情绪。当然我也不太直接去联系、翻版我的这个生存的现实，但我觉得我是有感而发的，和我生存的这种感觉是相联系的。
我喜欢的画家挺多的，包括怀斯，包括达利，我很早就喜欢具象的东西，对抽象的东西没感觉。不是说不喜欢，我感觉不到那种抽象手法的东西。我可以看到抽象的好画，可以看表现主义那种感觉，那种特别牛×感觉。但是同时你觉得你不是一个欣赏者，你要做。你要做一种有知觉的东西，我喜欢有形的东西，喜欢表述清楚的感觉。那种清楚不是为了叙述，而是传达一种感觉。因为我们每天一醒来看到的是形象，而不是没形象的东西，我相信这种直觉的东西能让你激动。
画在背后流的水，凝固了，所以我才这么画。不是大卫·霍克尼，也不是古代的洗澡，所以我画这样凝固的水。同时我也觉得一个人成画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的。老栗也谈过所谓“原创性”，很多人就是苦恼、苦恼，苦恼在一种原创性。你要找到一种原创性，好像别人都没做过，是我第一个做，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所有所有东西都是我第一个来弄的一个原创性。很多时候抛开原创性，然后我们找一个感觉的时候就容易了。我们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语言，只要有感觉，它就存在。因为我们不是开天辟地呀，而是永远的机会，永远呀。但是我们是有感觉的，我们找到我们的感觉就容易了。如果你要找原创性那就歪了，屁！什么原创呀，人身上下没有原创的。你父母生了你，你身上的衣服，你住的房子，你他妈的学习的东西全是原来的，但你唯一剩下的就是你的感觉。后来我就一下觉得，你这种感觉是无标准的，你的“主观性”是主要的，指导你。所谓你的“主观性”就差不多是瞎整的东西出来，你怎么样把它弄出来都是对的。你的“主观性”就是你定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怎么画它，它就是什么，那就对了。而不是还有什么标准，没有标准，一下就自由了，这个特别重要。我有，我从来就有。我二年级、我考学一瞬间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整个过程，我觉得我有。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丢掉了，我怀疑了，我偏离了。我找一种别人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偏离掉了。我觉得一下就解开了自己，所以让我兴奋，所以我觉得是个宣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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