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曹星原在艺术家朱乃正的居所灵堂前
7月28日，距离艺术家朱乃正逝世整整三天，位于北京门头沟、九龙山上的一栋房子里，设置着老先生的灵堂，这里也是先生生前在北京的居所。
曹星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同时也是在艺术家朱乃正生命的最后六年里，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静静的坐在一边。一袭黑衣，一条素色的围巾，眼镜后面是红肿的双眼和疲惫的神色。在这样的时间、地点来打扰这样的一个人，着实让人觉得唐突和不忍。但是出乎我的意外，她用极低极细，却又格外平和的声音回答我“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需要说些事情、记录下来吧。”于是我们开始了这一段跨越回半个世纪前的对话…
图为位于北京门九龙山的艺术家朱乃正生前住所
最幸福的就是这几年
雅昌艺术网：听说先生最后这几年经常就住在你和孩子们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家里，孩子们现在知道这个事情了吗?他们现在怎么样?
曹星原：我给儿子打电话说朱老师不在了，老二接的，就不回答了，不说话了，后来又打电话老大接的，我说弟弟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我说你把电话给弟弟，给了弟弟，我说你没有告诉哥哥朱叔叔的事吗?他说：我怎么说?就哭了。
雅昌艺术网：看来孩子们跟他很有感情
曹星原：我们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一次朱老师签证有问题，我就找了律师问怎么办，律师说可以让周围的朋友、认识他的人都给他写一封信，建议加拿大政府允许他呆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发动身边朋友给政府写信，我儿子也要写，问我妈妈我们写什么，我说你随便写，跟政府说你们为什么希望朱叔叔他在这儿，大概二十分钟拿下来一封打好的信，儿子当时就十一、二岁，很小，看到前三句，我就(哽咽)现在想起来还(流泪) “从小我们就没有体会过很深的父爱，朱叔叔来了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父爱。虽然他不是父亲，但是我们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留下来，他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后来把所有的信收集到一起，送到律师那儿，律师说就这一封信加拿大政府就瘫软了，足够了，太动人了。
雅昌艺术网：朱先生自己也应该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幸福。
曹星原：朱老师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几年，对我和孩子来说也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幸福的几年，真正知道家庭生活可以和谐到什么程度。朱老师后来腿骨折，出去吃饭，朱老师喜欢到饭店吃有点儿特色的，每次门口有台阶，两个儿子都不让他下来，就直接一边一个端着轮椅，不管有多少楼梯就抬上去，所以他们自称为“我们是朱叔叔的人工自动升降机，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升上去”，他们不是一种要给人看，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我愿意这么做。
三十年前的懵懂情愫
雅昌艺术网：您和朱先生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曹星原：你要全部的故事吗?
雅昌艺术网：如果您愿意讲的话
曹星原：好像一直都认识，我知道他，十四岁的时候就知道他。
那时候他的《新曼巴》刚出版，他的水粉画是如此漂亮，我那个时候也是疯狂地喜欢画画，于是就买了纸，买了水粉在那儿临摹，但是有两点我一直临摹不好：一是云彩的背光，怎么临那些云彩看起来越临越难看，那种感觉就是临不出来;第二个问题是旁边最右边的小孩的脸，又红，但又不是那种红，不是“文革”期间的红，可是又不是不红，那种微妙的感觉，这个度的把握我怎么都模仿不了。
雅昌艺术网：您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
曹星原：因为我临了无数遍，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好看的画，你看到一张这么漂亮的画，你觉得怎么会画到这样，所以我临了又临，都临不好。
雅昌艺术网：后来就这个事情问过朱先生吗?
曹星原：当然，而且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那个小孩是不是你照着我画的，大家都说像我(笑)。
图为：朱乃正 水粉画1972年《新曼巴(第一次出诊)》120×150cm 水粉纸裱木板 中国美术馆藏.
雅昌艺术网：后来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的朱先生?开始有了往来?
曹星原：也没有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我是82年大学毕业，那时候还没毕业，快毕业了，82年年初1月份，我们系里的一个老师，刘去病老师他喜欢古诗，常常跟我唱和，觉得好玩，又一次他就跟我说中央美院来了几个老同学，我带你去他们那儿坐坐，就去了，刘老师跟这三个北京的老师就介绍我，当时也是很多溢美之词，大家就越聊越高兴，朱老师好像很关心我，现在想不起来他问什么问题，总觉得他老在问我问题，喜欢看什么书?有什么看法?等等一大堆，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我们王德威院长，院长进来一看我坐在那儿马上就着急了，你不是雕塑系的学生吗?我站起来说是，现在10点过10分你不回宿舍，10点熄灯，我说我这就回去，赶快站起来收拾东西就走，“你这就叫违反纪律，把你的名字给我!”好像他跟我发了一点脾气，我真吓坏了，第二天早上要点名怎么办，这个时候朱老师从床上跳下来慢悠悠地说：“我送你”，王德威都瞪眼看着我们走出去，我得意的不行，朱老师就一直给我送到学校门口，印象很深，站在黄黄的路灯下他跟我挥挥手，还很洋派，那个时候他风华正茂，珠圆玉润(笑)。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星期收到他寄来的一批书，又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他的信，问我寒假干什么?我说没有安排。“那到北京来，给你介绍一些老先生。”我来了，他带我到常玉林先生家，张安之先生家，我就在北京呆了一个寒假。好像就是挺高兴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浪漫，根本没想，他是老师，他画得那么好，能对我这么好，已经激动的不行了，见到他就挺高兴的。
后来好像4月份他又去了一趟杭州，约我陪他去看看杭州，刚好我在做毕业创作，时间比较自由，带他到武夷山、凤凰山、九席十八涧，这儿走、那儿走，后来他就回北京了，就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好多年以后他跟我说他当时离开杭州的时候蔡亮老师要送他，他说我不要你送，曹星原送，当时蔡亮眼都直了，看我大半天没说话。
84年他画完《屈原》以后跟我说有一个北京美展，要我再拿一张作品，我画了这个你看怎么样，看他画了一张画，两个人坐在满天的星星下，我说你怎么画起这张?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还看出什么来了?我说看不出来，挺浪漫的。他说你起个名字吧，我说那就我的名字吧《星原》，他说聪明!但是那时候不敢，最后叫了《夏之梦》，所以其实都没有说什么，只是有感觉而已，那个年代有点儿迟钝，即便对他有什么想法，恨不得包得严严的，不敢流露。
雅昌艺术网：这分感情即使在最后，也没有想要一个结果吗?
曹星原：他无数次说等到条件许可的时候他就跪下，问我：是不是按西方的礼仪跪下，我说对啊跪下(笑)，后来他骨折之后我说饶你一把，放你一马，不跪了，站着也行，这一直是他的打算，而且他在遗嘱上也是这么表达的。7月10号他让他的律师把他的遗嘱给我看，因为在人过世之前是不可以看遗嘱的，因为发生一些意外的事情我必须替他处理，他请律师授权给我看遗嘱的复印件，我很惊讶，他从头到尾一直是称我为亲人，而且一直是希望能成为夫妻，这是他的意愿。其实我刚刚成为自由身，需要在国内登记的手续还没有来得及办，就一步之差。打算是已经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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