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会场。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唯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苏联艺术家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的仅有的外国朋友了。
当开国大典的第一项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正在进行之时，负责警戒和保卫开国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员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地进行拍摄。经调查核实，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此人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对我党我军有过友好的态度。
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到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聂荣臻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简单明了而细声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式能让他随便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油画《开国大典》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国，其中有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术学院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当时只有37岁的中央美院教授、青年画家董希文。
董希文1914年6月出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尤其擅长革命题材及人物画的创作。在此之前，他曾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画过像，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泽东油画像便出自他及其学生之手。1949年，他还受命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英雄代表画像，他创作的《北平入城式》等作品也受到了好评。
董希文在《开国大典》的创作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把毛泽东、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放在一个场景中。以毛泽东健朗魁伟的身姿处于画面中心，体现了领导全中国的核心之核心；毛泽东前后的其他领导人与红旗招展掩映下的人民群众欢呼的场面，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开国大典的喜庆。另一个是按正常规律，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和风度，使开国大典的盛况呼之欲出。此外，对人物的刻画也达到了精微入化、无可挑剔的境地。共和国的领袖在开阔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一幕：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从容而庄重，在他身后，朱德一脸喜气，刘少奇正视前方，周恩来潇洒豪迈，宋庆龄的慈爱、李济深的满足、郭沫若的忆昔抚今、张澜的落拓大方、高岗的拘谨严肃，油画不仅把领袖们外在的仪表动态描绘得惟妙惟肖，而且将人物内在的气质和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左至右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斗争惊心动魄，中央高层人物政治命运的起伏殃及《开国大典》，使其数遭劫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只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高岗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结盟，采取地下游说、阴谋串联的方式，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急欲取而代之，妄图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始揭露他们的问题。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阴谋活动，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在会议之后高岗仍坚持错误立场，企图以自杀对抗对他的帮助。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尽。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将其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尽管心有不甘，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董希文还是违心地将站在最边上的高岗拿掉了。修改时董希文还打趣地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他说：从画面上看，高岗的位置显得有些局促，删掉也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便从中国的公众和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经首都医院抢救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因此，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他本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与删除高岗不同，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油画《开国大典》被列为重点成果展示。已两度遭劫的《开国大典》又在劫难逃，有人提出要删掉画面中的林伯渠。林伯渠是著名的“苏区五老”之一，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持人，后来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拿掉的原因是，在延安时，林伯渠曾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对当年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绝大多数领导人颇有微词，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更是强烈反对。后来大家见反对无效，便退而求其次，由中共中央专门对婚后的江青搞了个“约法三章”：第一，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前，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林伯渠是“约法三章”的积极主张者，江青对此耿耿于怀。尽管林伯渠已于1960年逝世，但江青仍以将林伯渠逐出《开国大典》而后快。他们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再删掉林伯渠。而此时的董希文癌症已到晚期，力不从心，于1973年1月8日辞世。因此，他们找到了美院的另一位画家修改。这位画家实在不忍再糟蹋原作，就以“怕修改后有损原创整体风格”为由，拒绝在原作上删改。但又不能抗命，便重新复制了没有林伯渠的《开国大典》。原作《开国大典》算是逃过了第三“劫”。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他们便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补画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
1992年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再次展出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边上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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