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从《星空》到《前茅》
可惜那青春的时代去了，
可惜那自由的时代会了，
唉，我仰望着星光铸告，
祷告那青春时代再来.
我仰望着星光铸告，
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
鸡声渐渐起了，
初升的朝云叻，
我向你再拜，再拜。
—《星空》
这首诗作于1922年2月。日晨，是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星空》的首篇，很能代表诗人当时的思想和感情。1923年10月，《星空》列为“创造社丛书”第6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是19211922年间诗歌、戏曲、散文的合集，共收诗31篇，诗剧3篇，散文4篇，收入《沫若文集》时将散文和《月光》一剧俐去。它是五四退溯后诗人苦闷、仿徨、求素的心声的真实表现。
《星空》的出现，有肴客观现实和主观思想的深刻根源。客观上，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1921年7月1日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新的革命运动总的来说还在酝酿和准备的阶段。因此，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对中国现实有深切了解的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在内，由于一时未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内心都感到“寂寞荒凉”，苦闷和仿徨。如郭沫若一般留学国外对中国现实缺乏了解的青年，其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就更为强烈。这从《女神》中的两首诗便可看出。1921年4月3日的《黄浦江口》是他未登岸时所写，因此还对祖国满怀期望和美好析男，发出这样的赞颐:“和平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户仅偏一天，当郭沫若踏上祖国的大地上海时，现实的黑暗和污浊便把他心中的幻景击得粉碎，产生幻灭后的悲哀。他在《上海印象》中无情地对黑暗社会发出诅见:“游闲的尸，淫嚣的肉”，“满目都是tk簇，满街都是灵枢”。经过一段上海笼城般的生活，对现实社会有进‘步的接触之后，他的苦闷便更加“沉深”。在《里空·献诗》中，他眼中的星辰都带着“鲜红的血痕", “净朗的泪晶”，在那“可怜的幽光之中”“含蓄了多少沉深的苦闷！”在《苦味之杯》中，诗人这样问道:“啊啊，人为甚么不得不生?天为什么不得不明?苦味之杯哟，我为什么不得不尽派倾饮?”总之，“美丽的幻景灭了”，“我们日日朝朝新尝着诞生的苦闷气过去我们在论述《星空》时期诗人的苦闷时强调时代的原因，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但完全扭开他初到上海开展文学运动的艰难而孤立的处境，未免是有些过于琉忽了这来自日常生活的经常的重负对诗人创作心理的影响。虽然泰东图书局老板不完全如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那样对待他和他的朋友，但失望情绪是有的，尤其是老板的榨取和对成仿吾的排斥及那位文学主任的倾轧，都像发醉荆一样使他时时有苦闷和孤独的情绪发生。再加上因郁达夫而引起的与文学研究会和胡适派的论战，使笼城生活中的郭沫若更加心力交瘁，而小团休似的意气用事和攻开，更增添了一二分孤独和哀感。自然这些都不能看作主要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主观思想上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和泛神论思想的消极性和局限性的相互作用。这种情况不单反映在《星空》诗集中，也反映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种种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文艺论集》所收有关文化和文艺的论文中。《里空》诗集序页引录康德的那句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滋我以愈见刻刻常断，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甫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郭沫若很欣赏这句话，当然不只是在字面上的兴趣和共鸣《即对星空的凝注和肉醉)，确有思想上的相似和共振。在五四高潮中，由于时代的推动，他的个性主义和泛神论思想都带有革命的色彩。在为朱谦之《革命哲学》(列为“创造社丛书”第2种出版)写的序《宇宙革命底狂歌》，更是明确指出:“革命底精神便是全宇宙的本休”，并进而讴歌暴力革命。但在《献诗》中，诗人却是用“眼泪”和“赤心”去效法本体的情神，即“把我的眼泪，把我的赤心，编成了一个易朽的珠环，捧来在你脚下献我佃幅。”表现出浓重的感伤情调。甚而，还在一些诗和诗剧中流雌出返归自然、把自然当作逃避现实的通逃蔽。如《仰望》一诗就较典型地反映了诗人对污浊的现实的债慈，幻想乘着白色海鸥的翅膀让“污浊了的我的灵魂”飞向“干净的存在”—“青青的天海，。在《南风》中，诗人幻想回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大古”。在《孤竹君之二子》中，赞美逃进现实斗争，离群索居，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在文艺论文《<少年维特之烦愉》序引》中认为，“完成自我的自杀，正是至高的道德，在《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主张“向内体验”。并且效法王阳明的“静坐”，去体验老庄和王阳明的所谓“道”、“化”的真谛。这种由主张个性解放、表现自我转而对“无我”瑰界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虚无、神秘的色彩。这是郭沫若世界观尚未转变之前思想消极性的表现。来源，中国书法学习网。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郭沫若始终是一个革命者、战斗者。他的“沉深的苦闷”与找不到正确道路时的仿徨，不仅因为是暂时的，与一般的虚无主义者、厌世主义者根本不同，也与那种退隐的消沉的取消主义者不同。他永远不甘沉沦，不甘资伏，一面战斗，一面探索着前进。我们一面看到诗人把自己比作“一只带了漪的雁鹅”，一位“受了伤的舅士”，“此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仰望星空，以求一时的慰藉(《献诗》》。另一面诗人又把自己比作西伯利亚的大赞，虽被“囚在个庞大的铁网笼中”，但依然“味如黄铜，爪如铁钩”，“望着天空，拍拍地鼓着翅怒吼”(《大鹫》)。诗人还把自己比作峨眉山上流下来的“一滴清泉”，因时代潮流的诱导被引下山来.跌落在大渡河、扬子江里，“一路渭滔不尽的浊潮，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尽管“滔渭的浊浪”“早已染透了我的心”，但却渴望能有儿时“才能恢复得我的清明”(《黄海中的哀歌》)。这些诗所反映的诗人的心境虽然极为沉痛，但却并不使人感到“死寂”。“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星空》诗的格调比较低回，但也不是完全投有奔放浪役的激情。请看《吴淞堤上》一诗，对帝国主义浸路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作了极为惊人的揭礴和控诉:“可怕的血海，棍沌的血海，白骨翻澜的血海，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在。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n涤人脚中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悲愤在诗集中是随处可见的。《洪水时代》一诗，无论在内容和格调上都保持着《女神》时代的精神。它借思慕古代的英雄大禹，歌烦了“伟大的开拓者”—“近代的劳工”一无产阶级，盼望“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春湘》、《新芽》等诗，也都表现出时代诗人的预感:“阳春已到”，春潮正涨，诗人的灵魂“学着那森森的林木高标”，“自由地、刚毅地、稳镇地，高标出，向那无穷的苍昊诗人仿佛完全换了另一副心情:“生的跃进哟!春的沉醉哟In即使像《月光》这样后来被侧去的诗剧，虽然流露出孤军奋斗的情绪，但基调还是积极的，向上的。为“救渡那溯流两岸失了水的人幻”，诗人迎着“上流的湘水”对船头的“冲打”，“一直向前”，“不曾回过我的舵”，“不曾停过我的桨”，无论周围的风彼如何险恶，也“不曾畏编过”。这种精神正是一个战斗的革命者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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