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放：自驾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第十三天（二）

（续）自驾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第十三天

经过扎窝乡。这是黑水较富庶之区，有黑水“粮仓”之称，当年红军在此共征得陈粮、新粮19万斤。红一军（一军团）一师二团、四方面军四军长征经过扎窝镇。

扎窝乡有一座水泥桥被称为“红军桥”。红军时期是不可能有水泥桥的，原来，当年扎窝没有桥，处于闭塞状态。1935年7月的一天，红军一支小部队从黑水县热里出发，前往扎窝乡筹粮。路经克别寨村时，被毛尔盖河挡住了去路。因所带的绳索不够长，没有办法搭绳桥（以粗绳横贯两岸并挂上悬空的篮子，另以细绳拉动篮子便可两岸输送人或物资）过河。此时从河对岸传来喊声，有两个藏族青年把一条长竹绳甩向河这边，和红军一起拉起了绳桥。红军过河后，那两位藏族青年当即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绳桥留下了。后来，扎窝乡村民在竹绳索的旁边又加了一道竹绳索，并在上面铺了木板，成为一座竹索桥。由于是红军在这里搭的桥，人们就取名“红军桥”。70年后，藏族老人刚泽里说：“竹索桥虽然很简陋，却是全县第一座桥。它不仅帮助红军过了河，还让久居深山的扎窝人开始与外界有了联系。”解放后，扎窝人把原来的竹索桥改建成铁索木板桥，又变水泥桥，但人们还是叫它“红军桥”。

前行，旅游路标指示前方直行往“红军大峡谷”、“毛儿盖会议会址”（也是松潘方向）。

经过晴朗乡。在晴朗乡以北几千米的俄多峡谷是著名的“红军峡”，芦花会议后，红军分两路向毛尔盖进发。1935年8月14日，红一军（一军团）一师二团由扎窝沿毛尔盖河谷经过俄多峡谷，在峡谷中的道路行走十分艰难，往上爬1000多米好似上云梯一样，故称为“九道梯”，上梯之后，还要走一段陡峭崖壁上的栈道。这时，遭到隐藏在此的土兵严密封锁。红军要突破敌人的防守阵地，必须经过毛尔盖河上的栈桥，这将完全暴露于敌人火力之下，红军只好绕道过去。团长龙振文指挥绕道上山时胸部被冷枪击中，于次日上午牺牲。全团冒雨在俄多寨场里召开千人迫悼大会，战士们流着泪向老团长告别。解放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牺牲的红军，把这个峡谷称为“红军峡”。这个峡谷不仅记住了长征的艰难，也有着壮观的景致。

在一个河道旁的三岔路口左转，很快就看见小山村。路边有一座相对孤立的破旧的房子，就是当年沙窝会议的遗址。这个小山村属于八寨乡，叫什么村子说法不一。我们见到了房子的主人小东巴（当年房主扎西的孙子），他亲笔给我们写下了“沙窝　小东巴　俄邓组　1354099977”，因此，沙窝会议遗址应该是在沙窝寨子俄邓（俄灯）组。

对于沙窝会议的地点曾经存疑，松潘县委的杨继宗进行了实地寻访和考证，于1985年在《党史研究》第7期发表了调查报告，确认了沙窝会议会址并被广为接受。“沙窝”是黑水地区嘉绒藏民的叫法，而“血洛”是毛儿盖地区安多藏民的叫法，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汉语译意为“绿色的平地”，其实，满眼绿色，但不是平地而是一条沟、小河旁的坡地。推测这里应该是中央红军翻越达古雪山后走进的第一个村寨。会议遗址是一个两层的藏居（这座破旧的土楼在5.12地震后新建的房子包围中很显眼），下部为土石垒成，是堆放杂物和饲养牲畜的；上部为木结构，是人居住的，已成危房，上楼还有点摇晃。楼上有3间房，一间为房主家人睡觉的，一间为做饭和吃饭的，中间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子是做经堂用的，就是当年开会的房间。

小东巴（中间者）和我们在沙窝会议遗址前合影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底到达这里。8月3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迁就了张国焘以主力攻阿坝、北进夏河洮河及另一部攻包座、班佑的主张。战略方针仍然是向北——甘南。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按照各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部队进行了必要的区分和调整，将红军主力划分为三个纵队，一个右路军和一个钳制队、一个后备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树声。辖二十五师、九十三师和五军二七一团，共9个团。

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周纯全，副司令员詹才芳。辖第二十七师、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九十师及二六二团，共11个团。

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副司令员王宏坤。辖三军及二六九团、二十九团，共6个团。

右路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辖三十军之6个团。

钳制队：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辖四军之十师及三十五团，共7个团。

预备队：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辖一军之6个团。

以上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就是后来的左路军，第三纵队和右路军、钳制队、预备队就是后来的右路军。

8月4日至6日在沙窝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沙窝会议）。

———沙窝会议———

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俄灯寨）召开会议。驻在沙窝的是四方面军的四军十一师（政委陈锡联），会议是在十一师司令部召开的。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可以说，沙窝会议是张总政委、“张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中共政治局会议。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作报告。在第一项议程即讨论这一报告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但总的方面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3．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些特点于革命有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继之，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发言者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陈昌浩在发言中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关于一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通过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如下：

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华北国”；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更加严重；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削弱和崩溃；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三、关于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还肯定遵义会议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四、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并充分肯定了两个方面军的成绩，认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而“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同时也指出了两个方面军的弱点与不足。还强调坚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六、关于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12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七、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由于军事问题始终是一切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与会者认为清算过去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时机尚不成熟，在通过的《决议》中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解决政治路线的要求，仍然维护遵义会议作出的结论。《决议》明确指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斗争中心任务之一”，再次强调了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由于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严肃批评，使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

会议还对红军的指挥机构作了调整，恢复了一、四方面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举措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8人）。对于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大多数与会者给予了严肃批评，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干部共同北上，党中央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2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陈昌浩、周纯全两人并增补为政治局委员）、6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增补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

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而周纯全是当时的省委书记（也是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曾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仍然怀疑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有意扩大两军之间的矛盾。他说：“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毛泽东也插话道：“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毛泽东又说：“有人还在坚持中央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沙窝会议时，王稼祥便提议开展同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会议决定：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应加强常委会的工作，统一领导的权力应集中于常委会；中央领导的分工为：张闻天负责组织部，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周恩来自长征以来，一路辛苦异常，在沙窝会议后终于病倒了。多日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经诊断是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尽管在抢救治疗后脱离危险，但在一段时间无法参加中央会议，也不分管具体工作。

会后，毛泽东常去看望病中的周恩来，毛泽东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王先金编著《长征风云》的摘录——

沙窝是一个藏族村庄，四周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十多里路。会议在张国焘部队的（四军）十一师师部举行，张国焘调集了许多部队在会场周围。毛泽东斥责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张国焘的部队虽然占多数，但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占少数，却是孤掌难鸣。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张国焘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

会前，张国焘就提出了要求：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会议开始后，张国焘就提出，他要当总政委。张闻天说：“我的总书记让你当吧!”毛泽东马上接下来说：“国焘同志要当总政委，就当总政委吧，总书记还是洛甫同志当。”

张国焘说：“总书记还是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

接着，毛泽东拿出一个决议草案给张国焘看。决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把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后中央所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全党全军都应该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与会的都看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张闻天请大家讨论。

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和你们之间发生歧见，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没有关系……”接着，张国焘就说：“有人说我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说我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有人说西北联邦政府、总政委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毛泽东这时插言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

张国焘接着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我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他又说：“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是有些倒果为因。”

张国焘见自己在政治局内占少数，就提出要求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又要求提拔四方面军干部9人进政治局。中央一让再让，只得又增补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据说，毛泽东会后对此解释：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只是在特殊情况下这样做。）

毛泽东说：“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还说，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会议上有同志提到：1932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国各军队停止攻击红军、一致抗日。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不会因这个“一致抗日”的口号，就会停止对红军的进攻。

正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在莫斯科提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法宝。1935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上无法消除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最后决定了军事行动方向：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军两军，经刷经寺北进，为全军右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所率部为中路，掩护中央机关；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

1935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会后，张国焘和朱德、刘伯承等人立即西行。毛泽东率领中路军立即北进。

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领导人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以及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阿坝地区，再向夏河东进，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领导人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等，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以及红军大学等，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与左路军一起向东发展。

从混编的实力配置看，左路军和右路军都在张国焘的指挥和控制之下。张国焘对这样的混编是颇为满意的，因为在兵力布局上，中革军委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

张国焘回到毛儿盖，脸色阴沉，情绪抑郁。

陈昌浩向徐向前发牢骚说：“他们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

徐向前深感忧虑地说：“吵吵吵，现在是吵的时候吗？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眼下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嘴都吃肿了！”

陈昌浩叹了口气：“闹粮荒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去沙窝开会吃的也是青稞野菜团团……”

徐向前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革命第一！”他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并建议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沙窝会议决议和军委部署。

张国焘说：“我们是得走，但要把问题向大家讲清楚，路线的错误与否关系着全军的命运和前途，不然脑袋丢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些殉道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舍不得丢弃呢？”徐向前劝慰说。

在随后召开的部分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大讲特讲四方面军浴血奋战，从鄂豫皖到川陕边到川西北开展赤区建立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路线与战略战术的正确；历数了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方面军所遭受的种种险难和挫折；评击了中央目前的路线和战略方针仍然是盲动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

他说，中央的领导权被控制在几个死抱教条的“洋秀才”手里，他们瞧不起四方面军，是因为我们大都是工农领导干部……

他说，沙窝会议是他们摆的“鸿门宴”，有人别有用心挑引红军搞内讧、内斗！可是，士可杀不可辱，我们仍要以大局为重，为整个红军的命运前途而不惜蹈险赴难……

这些极富感染力的煽动性的话，激起将领们发誓，愿跟随张主席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张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冲到哪里打到哪里!

这次北进行军开始后，张国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故意把三军团安排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最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这时彭德怀已感觉到张国焘有野心，他想，中央似乎还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坐。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十多里路。

到了宿营地，彭德怀立即到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住处，他是为了到毛泽东住处，才到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彭德怀每天都去前总，并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以防万一。

对陈昌浩当年勤务兵李培基将军的访谈录节选——

有一天，秘书通知我们一行十几个人送张国焘和陈总政委到一个叫沙窝的小村子去参加中央会议。沙窝离毛儿盖大约二十几里路，骑马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到了沙窝后，我们一行人被告知只能留在村外等候，不可以进入村子。记得当时是张闻天在村口迎接的，陈总政委也随张国焘进了村。不一会儿，就只见陈总政委一个人出来了。当时他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沙窝村发呆。村口有红一方面军的士兵把守。我们也开始感到紧张了，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谁都不敢弄出响声来。就这么一直等到半夜，张国焘开完会后，我们才护卫着他们离开沙窝村。一路上，只听见张国焘不停地对陈昌浩说着什么，陈昌浩还不时地插一些话，两个人的情绪都显得有些冲动。沙窝会议已经载入党史，被称为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现在从党史资料上看到的当然不是那次会议的全部内容，甚至无法全面反映那次会议的情况。不过，无论那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何等地位，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那次会议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两支方面军在草地分手。

红九军军长何畏在会场上拔枪就射——

有回忆录载，在沙窝会议上，不少与会者希望张国焘能尽快接受并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费尽口舌，也未能使坚持北上和要求南下的意见统一起来。在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各执己见的双方甚至发生了争执。

争吵中，红九军军长何畏突然拔出手枪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坐在他右边的徐向前见势不妙一把握住何畏的手臂，奋力向上举起，“哒哒哒……”枪声震落了天花板上的积尘，整个屋子弥漫在火药味之中。散会后，几个警卫跑进会议室，只见墙上到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散布着十个黑洞洞的弹孔。但他还是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

何畏，张国焘的爱将、心腹，曾就读厦门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生，工人出身，经历了省港大罢工、百色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豫鄂皖反围剿斗争，能征善战，被誉为军中“小诸葛”。1935年5月下旬，他率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沿岷江流域星夜兼程，攻占懋功，前锋推进至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为接应渡过金沙江的中央红军北上做好准备。后来，他追随张国焘脱离延安，在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与妻子一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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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在的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曾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坚持北上甘南的正确方针，决定仍用一、四方面军番号，并将一、四方面军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同时，任命周恩来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任命陈昌浩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红军总部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杨尚昆、周纯全。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

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王宏坤。辖第一军（一军团改编）：军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三军团改编）；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四军（四方面军之四军）：军长许世友，政治委员王建安；第三十军（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大合编成）。

左路军（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指挥）——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辖第五军（五军团改编）：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曾日三；第九军（四方面军之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第三十一军（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二军（九军团改编）：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以及军委纵队的红军司令部。

8月中旬，中央军委就左、右两路军的行动部署作了明确规定：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决定左路军北上到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左路军于8月15日开始经拿克基向阿坝前进。右路军于8月21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后）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包座、班佑前进。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水流湍急，湍流之处波浪高至数尺，因此沿河任何之地均不能渡涉。红军行至则格、黑水、芦花等地，只能沿着河岸危崖绝壁的羊肠路曲折向前，路面之狭隘，只能容许一人通过，人有两手尚可攀扶越过，骡马则跌死甚多，结果只剩下几匹从江西出发路上未死之老资格的骡子。在马塘，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泽东在吊铺上渡过一个雨夜。

离沙窝会议遗址十多千米的地方，山坡上的一个寺院就是当年毛儿盖会议的遗址（上八寨乡索花村索花寺）。“毛儿盖”是藏语“矛格”的谐音，译意是“越咒越兴旺”。毛儿盖位于松潘以西。当时，毛儿盖是毛儿盖土官属下十八寨地域之总称，方圆上千平方千米。中央红军及中央军委、四方面军一部先后到达这里。

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二师四团于1935年7月1日进至毛尔盖一带，与国民党胡宗南部李日基营激战8天，才驱逐李营占领了毛儿盖，这就是毛儿盖战斗。

———毛儿盖战斗———

毛儿盖是通往草地的通道，红军必须控制这个通道。

胡宗南据守松潘，分别伸出两根触须：一根前出镇江关一带，据守岷江东岸，与红军对峙；一根侧出毛儿盖地区，部署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胡宗南曾当面叮嘱营长李日基，让他负责“搜索、警戒、打游击”，说：“能打不能打由你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李日基营到达防地后报告，至少要一个团的兵力才能守住。胡宗南察觉毛儿盖的重要战略价值，再派一个副团长带一个营到毛儿盖了解情况。这位副团长看出毛儿盖是块死地，于是笼络了被胡宗南派往阿坝联络藏族土司途经毛儿盖的师部参谋，请其暗中帮忙。这位“钦差”回松潘后，禀告胡宗南：“至多一个营就行了。”于是胡宗南调回了后去的这个营和那位副团长。

关于毛儿盖战斗的时间，各史料的记载不一，即使参战指挥员杨成武《忆长征》中的时间也不准确。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战斗持续了七、八天，打得相当艰苦；朱德7月10日电报命令“二六七团及一军团主力，今夜袭击毛尔盖之敌”；围攻索花寺的部队是担任红军前卫部队的一方面军一军（即一军团）二师四团和四方面军三十军一部（临时归一军指挥，朱德电报中是二六七团）；一军团二师四团击溃李日基营后于7月17日离开毛儿盖；最后于7月16日追歼李日基营的是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

阿坝州志关于毛儿盖战斗的记载：“7月初胡宗南部廖昂补充旅第一团第一营（加强营）营长李日基率部抵毛儿盖索花寺内驻扎。李营第一、二连占领索花寺后山头，构筑环形阵地，营部和第三连、机枪连集中寺院东南角上一独立庙内。红一军团和三十军各一部抵达毛儿盖，拔除李营外围3个警戒哨，夜间向其一、二连阵地进攻。李营以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拒守，红军攻未克，包围之。此后李将一、二连撤回寺院固守。红军缩小包围圈。寺院墙垒坚固，红军无重武器摧毁，采用挖地道战术被李营发觉未果。7月中旬，红军击毙李营守寺院大门的副营长和一连长后，李营乘夜率部向寺院东北方突围。红军追击，俘李营近百人。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围李营残部于腊子山以西25公里处，除李日基率少数人逃脱，全部被歼。在毛儿盖战斗中，红军俘李日基部400余，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4挺，无线电台1部。”

在战况激烈的时候，李日基连续向胡宗南发出求援电报，胡宗南怀疑是红军企图“引蛇出洞”、“围点打援”，一律置之不理，直到李日基弹尽粮绝的时候，胡宗南才下令撤退。李日基逃走前为了不让“共匪”得到武器弹药和粮草，放火烧寺。幸而红军扑救及时。未曾想，李日基逃回去还得了赏，因为长官胡宗南此前有个命令竟然是“带回一兵赏洋10元，带回一枪赏洋20元”。日后，这个李日基当了军长，在陕北与共军打仗还是屡战屡败。

红军拿下毛儿盖，得到了通往草地的通道和出发地，而蒋介石、胡宗南们没有料到红军会去走大草地，则失去了阻击红军于险地的机遇。当然，红军通过毛儿盖战斗也进一步了解到胡宗南部的战斗力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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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县毛儿盖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棵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部分缓解了红军部队的缺粮情况。

进入上八寨乡索花村，路边有路标指示左转往毛尔盖会议会址。注意，寺院圣地，车辆不能过去，就停在路边。会址索花喇嘛庙（毛儿盖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建于明代，距今有五百多年历史。不过，座落在村子北面高坡上的寺庙不止一座，一时我们不知去看那一座。村里的一位六七岁的小喇嘛带我们走到村子最北面的一座带院落的寺庙，告诉我们这就是。这座寺庙比其他的寺庙显得古朴、历经沧桑，规模也要大一些。据说当年寺里的喇嘛达到5百人。如今寺庙主殿已修葺一新。

红军到这里时，大部分喇嘛逃走了，寺院很空，因此住了很多部队，楼下楼上都住满了，解决了红军住宿难的问题。寺院现在还保留有少量标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寺院的一个偏殿里召开。

沙窝会议时，张国焘迫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压力，勉强同意中央的北上路线，但一回到住地就变了卦。他在召集的四方面军部分军以上干部会上公然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同中央决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中央只好接着再开会——毛儿盖会议。

———毛儿盖会议———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党中央确定北上，张国焘却要往西）

沙窝会议前，红军指挥系统作了调整：以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前敌总政委，叶剑英为前敌参谋长。为了充实一方面军的战斗力，四方面军抽调了三个团拨归一方面军，而一方面军也抽调了一些干部充实四方面军的指挥系统。待到毛儿盖会议中，原定拟定的左、右两路军又作了调整：左路军，以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含五军（董振堂，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九军（孙玉清，原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余天云，原四方面军）、三十二军（罗炳辉，原一方面军第九军团）、三十三军（罗南辉，原四方面军）等军，从卓克基北取阿坝，继而北进夏河；右路军，以前敌指挥部率领，含一军（林彪，原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四军（许世友，原四方面军）、三十军（程世才，原四方面军）等军，以少部对松番胡宗南部警戒，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

此外，由彭德怀率三军（原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作为总预备队，并保护中央机关。但后来在进入若尔盖沼泽（草地）时，中央机关和三军并入了右路军，中央机关夹在一军和三十军之间，前敌指挥部在三十军，彭德怀的三军殿后。

1935年8月20日，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毛泽东作结论时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左路军应坚持向东打，不应因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陈昌浩也表示应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方针。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毛泽东起草并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来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补充了两河口会议对战略方针的认识，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使右路军成为北进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无论对后来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坚决斗争，还是贯彻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找到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

——红军在毛儿盖地区筹粮——

1935年7月，红军陆续到达毛儿盖地区。毛尔盖是当地藏族地区最大的村落，当时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这里的青稞麦田很多，据说收一年的粮食，可供当地人民吃三年。

过草地如果以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10万红军要带足15天粮食，就需要150万斤。按照统一部署，各部队全力投入筹粮工作，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各村寨去。一是向藏民收购；二是征收土司的部分粮食，迫不得已时武装筹粮；三是割青稞麦，用手磨和水磨推碾成面粉再炒熟，这就是干粮炒面。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筹粮，仍没有达到每人带15斤粮的要求。最多的能有8斤至10斤，一般的有5斤至6斤，有的只有3、4斤。此外，还向藏民请教尝百草，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供过草地时采用；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还带点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

由于连续征战，部队已经十分疲劳，又缺乏粮食，因此中央决定在毛儿盖暂住体整，筹集粮食。毛儿盖是藏民聚居区，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出没无常地搜刮抢劫，社会财富贫乏。为了穿越草地，筹粮显得更加重要。全军上下便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征收了反动地主、喇嘛的粮食，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到各村寨以及小黑水的一些地区去筹集粮食。这期间，去达盖方向的红军买到了九驮青稞，去西北方向的买来了几头牦牛，这就算是最大的两次收获。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由于藏民们的支援，红军在毛儿盖筹集到了一些粮食、肉类，但仍然不能满足过草地的需要。这时青稞还未完全成熟，不得已便收割庄稼，把青稞粒搓揉出来，做成炒面。有些地的主人不在，红军便在田里插上木牌子，上面写着割麦的数目，并且请藏民拿着牌子向后面的红军部队要钱，或作为将来向红军算账的证据。

2002年初在毛儿盖山寨一户牧民家发现了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个木板借据，是一块长96厘米、宽19厘米、厚2厘米的木板。借据写到：“这块田里割了青稞2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作为我们购买你们青（稞）……归来后拿住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在你们未兑得这些东西前，请保留这块牌子”，落款是“前敌总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四川日报》报道）在松潘县文管局保存着这张特殊的“借条”。2021年，我在松潘看到中共松潘县委的宣传材料上有这块木板的照片。

收割没有完全饱满成熟的青稞麦，假若吃上几把又鲜又嫩的生麦粒儿，味道甜丝丝的，但不细嚼慢咽，整粒吃下去也不好消化，很多人都闹起胃病来了。为了筹集粮食过草地，红军把这种收割回来的青稞穗子先用炉火烘烤一番，然后再用木板或石片搓去皮壳，脱出半生不熟的麦粒儿，在锅里煮熟吃。因为青稞麦里含水分多，外皮又过分柔韧，当时也无法磨成面粉，加工制成炒面。无奈之下，只能煮熟后一把一把往嘴里吞，吃多了肚子发胀，也只能吃个半饱，压压饥饿。

李湘涛在《星火燎原——筹粮过草地》中写到：“来到毛儿盖，没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藏民成群结队地端着糌粑，前来慰问我们。连长吩咐司务长收下大娘的米粒，给了大娘三块白洋。”

刘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干粮》中也提到：“部队到了毛儿盖，上级决定在这里筹粮，准备过草地，可是由于部队多，粮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麦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宝贝，缝个小布袋装起来，走路带着它，睡觉枕着它。谁心里都明白，这不仅是三、四斤麦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

红军指战员们每人只带着极少的、万分宝贵的粮食离开毛儿盖，踏上了荒芜人烟的茫茫草地。

这段历史，我的父亲（当时他是四方面军战士）不止一次提起。那时，他们最高兴的是发现喇嘛寺里藏的粮食，可以一包一包地背出来；而下地收青稞，则原始许多，没有镰刀就用手拔，把青稞粒搓揉下来要小心翼翼的，而要把青稞粒弄熟，有时只得把青稞粒放在石头上，然后火烧石头烤熟青稞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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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自1935年7月底进入毛尔盖，8月底才全部走出草地，为什么在毛尔盖要停留这么久？一是青稞要8月份才成熟，必须等待青稞成熟，没粮不可能走过草地；二是与张国焘的斗争仍在继续，红军还不能统一行动。

1935年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先头部队（由一方面军二师四团和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边缘无人区，26日走出草地到达班佑。至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走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而中央红军一军团则为左翼，由毛尔盖经屈锦桥、徐支梗沙进入草地，经色既坝（今色地）到班佑。而在毛尔盖会议两天前，右翼部队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下先行一步进入水草地。两天后，左翼一、三军团以四团为先导，经屈锦桥、腊子塘进入水草地。

从毛尔盖往北有小路往色地乡去，这就是中央红军主力走进草地的方向。从这里过沿县道去草原乡前头不远处有座小桥叫屈锦桥，由此转向东南方向不远就是腊子塘，从腊子塘开始就进入了草地。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和《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从屈锦桥到色地的这片水草地称“小草地”，是无人区，不足160里行程，红军走了整整4天4夜；而从色地到班佑的近2百里行程（俗称“大草地”），却只走了2天。途中要经过分水岭，就是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岭北的河流由南向北汇入黄河，其主干一为嘎曲河（亦称白河）尔后汇入毛尔盖河、最终经岷江汇入长江，一为麦曲河（亦称黑河）尔后汇入黄河。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就是在这横亘着的一串山岭中分道扬飚的。

屈锦桥在《杨成武回忆录》中称为“七星桥”，海拔约3500米，当年是座木桥，如今是水泥桥。第一次北上时，红军右路军左翼部队由此往北进入草地，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应该通过此桥。1936年第二次北上时，四方面军右纵队也是由此地进入的草地。

道路开始翻越腊子山垭口。腊子山海拔约3570米。

经过燕云乡，其所在地是卡龙村（与卡龙沟景区同名，在红军长征文献中称为“哈龙”），海拔2910米，是当年第一次北上时红军右路军右翼部队过草地时的出发地。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应该由此出发。

经过小姓沟，村旁的河谷当年是四方面军（包括红四军）与国民党军隔岸对垒、形成僵持的地方。不知有无战斗遗址。

经过镇江关，当年四方面军第四军战斗地。在嘉陵江战役后，四方面军控制区一度至此。不知有无战斗遗址。

在夜色降临时到达松潘古城，即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城（进安镇）。

松潘古城，又名松州古城，是历史上有名的边陲重镇，被称作“川西门户”，这里生活着十多个民族的人民。为了发展旅游，古城进行了休整，已经成为四川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的一部分，到黄龙、九寨沟的游人们往往也会到松潘古城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