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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曾创作不少名作。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侯一民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但提起他的作品，每个人都曾有一张人民币“大团结”–第三套人民币中1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2元券上的机床工人、5元券上的炼钢工人、10元券上的工农兵代表均由他绘制；第四套人民币中1角券上的少数民族头像、100元券上的四个领导人像素描，也是由他和夫人邓澍共同完成的。
“侯老，你好！”
“两位“80后”一老一小终见面”？86岁高龄的艺术界老前辈侯一民老先生是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设计创作者，携全家在798太和艺术作客，真币创作者面对这个80后造“假币”者信王军说，完全可以介绍我他造币公司去给他们上课了。
侯老鹤发长髯，嗓音洪亮，幽默智慧。活脱脱的一颗会移动的老山参。
他作品中一幅幅镶嵌在镜框里的熟悉人物留我驻足。原来是侯老第三四套人民币的画稿。每每有采访，侯老总被追问画人民币的故事。而朋友向别人介绍候老的代表作的时候，最通俗的方式就是：他是画钱的。每每这时，侯老总是显得很无奈，似乎画钱的通俗掩盖了正业画家的高雅。
从1958年到1985年前后27年里 ，侯老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第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那一年侯一民年仅28岁。当时，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已将第三套的总体方案画了出来，侯老的任务是画其中的人物和山水。一切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并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侯老回忆说，周六被接去干一晚上，周日接着干一天，晚上接着干，周一早上送回来。后期夫人邓澍也参加了。
“当时的稿费是多少”？
“邓澍的好像是300元，我是400元。邓澍把300元寄给妹妹当一年的学费，我的交了党费”。
第四套人民币。
“我的狗都有名字：苏利文、本拉登”。边吃午饭边聊天。侯老话音一转，指着给大家切火龙果的老伴说，我没什么可采访的，她是我们家的劳动模范。我们家什么菜都种，西红柿、韭菜，连麻山药都种。她种的南瓜每年要吃到四五月，南瓜擦成丝伴食喂孔雀。熬南瓜汤，我说老吃这个像给劳改犯吃的，哈哈……“刚才看到侯老的一幅油画肖像，听说是您画的。侯老说那毛衣也是您织的”？我问邓老。
“是的，我给他织过三件毛衣。那时（”文革“）不让画画。我原来也不会，后来学会了。我给他织过一个小花帽。我是照着袜子织的。”
侯老插话：是我在伊拉克买的袜子。
“当时还有人问我在哪里买的？”邓老笑着回忆。
“那您真是上的厅堂下得厨房！又画油画、又画人民币。还会织毛衣、还养殖、种地……”
“只要她画画，我就安静了。她一画画，病也没了，也安静了。我也清静了，跟气功式的。要不她就老跑我那儿量血压……”夫人邓澍。她解放前就参军入党。后华北大学美术系学习，1949年转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1955年去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年画《保卫和平》曾获1950年第一届全国年画评奖一等奖。
“她养狗、养鸡、养孔雀……其实养狗是狗遛人。老太太养鸡是鸡养老太太。你看啊，早上早起一小时，剁食、喂孔雀喂鸡。它们打架，还得给它们分笼子，晚上还得收拾停当，又晚睡一小时。有段时间，鸡和孔雀总拉稀，就给它们喂”整肠生“。每个月都去开药，医生纳闷，咋老得肠胃病啊？
说到家里养的孔雀，侯老给我们讲了一件自己代孔雀孵蛋的故事：广州的朋友送我们一对孔雀，后来孵蛋孵出十六只。结果让老鼠咬死好几只。这些年狗老在干扰母孔雀孵蛋。有一次，老太太自制了暖箱孵蛋，正赶上刮风刮坏了电源。她急中生智，命我代孵。
我们听得哈哈大笑。侯老却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于是仰卧于床，蒙以厚被，胯间腋下尽塞蛋卵，战战然如履薄冰，滚滚然如揣幼兔。汗漫浸而不揩，身酸痛而不翻。这可是大夏天呵。”
“后来呢？”
“后来我梦见百雏破壳，比彩羽而高飞……”
与历史接触多了，让人动情
1948年侯一民在国立北平艺专学习“那时我18岁，每天自行车上挂一双溜冰鞋，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去溜冰，其实我是去干事情。”
所谓“干事情”，就是利用漫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形式，在文艺战线开展对敌斗争。侯一民记得，“当时我们办了一份刊物，其实是一份战报，我把这些刊物藏在美院宿舍的地板下，拴根绳，要看时，把绳一拽就拿上来了。”此外，他和同志们还印刷了10万份木版画形式的宣传册，是在已故知名作曲家瞿希贤家中刻制出来的，“手都刻得流血了，戴爱莲还给我们送来吃的和棉衣……”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侯一民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员。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朝。在那里，志愿军战士、鸭绿江上的朝鲜战士、朝鲜一家人、担架队，甚至战俘营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成为他描摹的对象，由他手绘的一张张战地速写，生动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前方的战事情况。
“我记得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坐车过一条冰河，由于平日里经常过车，有些地方的冰面已经融化了。走着走着，突然我们的车头没了，原来是掉进了一个炸弹坑里。”那一幕，侯一民至今仍觉得惊心动魄。后来，他们来到了当地老乡家，“吃了一盘炒黄豆芽，那是我一辈子最香的一顿饭。”
“与历史接触多了，真的让人动情！”将思绪拉回到现在，侯一民缓缓地说。他告诉学生们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有个秘密我保守了50年，我和我的家人为此遭受了很多磨难。但我依旧会保守下去，因为我知道，入党誓言里有一句话叫‘保守党的秘密’！”这句话令听者动容，他本人也潸然落泪。
我的学生敢于说：“我喝粥”
一辈子因为画钞票而出名，但侯一民却坦言，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题材，是朴素的煤矿工人。
年轻时，侯一民便曾多次深入矿区写生。在那里，他和煤矿工人们同吃同住，通过画笔留下他们结实的肌肉、黝黑的脸庞、疲惫的神情。他指着幻灯机播放的一张煤矿童工的速写图：“他们被称作‘水老鼠’，矿底里有很多水，童工拉煤斗的时候，只能看见他的头在外面，真的很悲惨！”
不过，侯一民的笔触并非停留在对苦难的再现。“我总是从正面表现他们的一种意志，一种求生存、求做人的渴望。我不会把他们画成‘黑鬼’，因为他们是我爱的对象。他们虽然黑，但他们的灵魂是美的，是一种真美、大美、朴素的生命之美。他们，影响了我的艺术审美观，这也是我不太喜欢轻浮、华丽的作品的原因。”
侯一民说得有些激动，“现如今也有人画矿工这个题材，不过总是把他们画得那么愚钝、无知、木然，我觉得这是价值观的问题。艺术观反映人生观，作为一名有63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信奉一点，艺术家应当成为灵魂的工程师。我平时也是这样教授我的学生的，所以他们才能在面对某些物质诱惑时，坚定地拒绝说‘我喝粥’！”
另外一位“80后”画钱者以艺术的名义介入社会
从最初的《昆明，我走了》、《金钱&权利》等作品，再到2009年的《雪人》，信王军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内在的变化，作品在表象上变得内敛而温和，而实际上，艺术家的承受力却面临难度更高、强度更大的挑战：体验肉体和生理的极限。
2009年2月10日，在北京草场地，信王军实施了行为作品《雪人》。信王军与雪人一起被雪覆盖，而艺术家则用自己的体温将雪慢慢融化……作品看起来既唯美、诗意---却又异常残酷！《雪人》作品对信王军而言，有着重要的转型意义。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意见表达，由外在的表达（张扬、对抗）转向内部（身体及内心）的承受，暗示某种“隐忍”，此时的“忍”带有强烈的死磕和决绝的意味，一种随时爆发的内在力量直逼人心。
最近的一年多以来，信王军变得“没事找事”，又开始对“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信王军用极细的铅笔，对着一张具体的“钱”进行惟妙惟肖的“写生”，其作画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个科学家或者僧人：神圣、庄严、虔诚、严谨……但是，其中的悖论却是，信王军此时描绘的“钱”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一张纸币，而不是泛指所有的钱。其意思就是，是这一张纸币，不是其它的被泛化的纸币。而现实中，整个人类对钱的狂热不是一种具体的、特指的狂热，而是一种整体的、泛化的疯狂。这就透出一种哲学悖论：我们如此热爱的钱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而仅是被泛化的符号。而信王军此时虔诚描绘的一张张具体的“钱”，显然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被泛化成了“魔”的钱。
所以，从实物写生的角度看待信王军的“钱币写生”，那么这是最普通不过的写生了。是的，我们可以对着风景、瓶瓶罐罐、人体写生，为什么不能对着一张让我们如此狂热的“钱”来写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必要的。实际上，我更愿意把王军画“钱”的整个行为当成一个整体的作品来看待，显然，这个系列的作品和信王军早期的作品《金钱&权利》一脉相承，金钱不仅代表了某种权利，同时也诱发了更多的盲从。显然，在一个特权社会，或者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社会，甚至缺乏最低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的社会，用“钱”来分析这个社会的各种症状是最佳的选择。而信王军的几个系列的作品，都是通过“钱”来作为剖析社会现象的接驳口，这是个好的开始，暗示着许多可能性。
在时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不再是为了震撼这个时代，更多的----是为了感动。是的，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被真诚感动过了。
0.3毫米自动铅笔绘画“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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