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撰文：杨近白
中国画讲究与自然造化相接，唯有自然的艺术品才能直指人心，不经弯路。高贵的艺术不是变异扭曲，而是接近自然本真。一任自然是至高境界。要想接近自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为之，而是尽可能地做到准确无误。很多人喜欢变形的，夸张的，符号化，装饰性的画，这是因为他们不懂理法，对笔墨也不能理解的结果。要从理法中看对象，合乎理法的才能自然。笔墨要依从理法去表现对象，所表现的不是眼睛看到的“形象”，而是合乎理法的“法象”。这样，任笔涂抹，莫不合法，无不适度。“若能下笔与神会，误点一点亦是道”，就是这个意思。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讲：绘画 “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色彩，则失其笔法。”这讲出一个形态和神韵的辩证关系。神韵出自画家对事物物态的传神描绘，舍弃了形体的准确，就失去了谈神韵的基础。
草虫的绘制是一件难事，那须毛的弹性，齿爪的力度，都必须在方寸之间展现极高的用笔技巧。看方严先生的草虫，可谓是形神兼备矣。
主题随笔：玩虫、看虫、画虫 撰文：达芬亓
一直忘不了刚来北京那年冬天，在387路公交车上，听到身边一位老哥怀里传出的蝈蝈声。后来读了王世襄老先生的书，才知道这是老北京一种“秋斗蟋蟀，冬怀鸣虫”的乐趣。后来多逛十里河，慢慢的也就知道了“本叫”与“药叫”，见到了“押花”的葫芦和玳瑁的“蒙心”。看到了唐人的鸣虫诗，宋相的《促织经》，明帝的蟋蟀盆。当寒冬降临，乡野寂静时，怀中小虫振翅高鸣，此中的乐趣你不玩进去是根本体会不到。
其实要论虫虫们的知心人，首当其推的是法国人Jean-Henri Casimir Fabre（法布尔），作者用了三十年时间写就的不朽著作《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昆虫记），以人性关注虫性，将虫虫们的世界化作人类获得知识、美感、趣味的美文，更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史诗。
还是法国人，拍了二十年，最后剪辑了六十四分钟，让我们从镜头里看到了生存的意义与人性的光辉。这就是纪录片Microcosmos: Le peuple de lherbe（昆虫世界），透过镜头的微观世界，让我们把视角放到最低，去理解生活与自然。让我对这部没有解说，没有字幕，只有对昆虫的凝视的导演致敬。
在故宫北门有一个牌坊，上面写着出自《易》的四个字“大德曰生”，对“生”的感恩与体悟，中西同理，因为天地之间最伟大的道德就是爱护生命。所以我们的先贤们除了用诗歌来咏叹“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之外，也用画笔在不断的为虫虫们创造纸上的生命，在国画上也就有了“草虫”这一分支类别。唐、宋、元、明，千年以来画草虫的名家辈出。
无论是在故宫武英殿，还是在各种美术馆，遇到有虫虫题材的作品，我总是格外关注。有朋友问：“怎么才算是好的草虫作品，是画的像就好吗”？我说：“画的再像也不过是标本罢了，造型准确一般的美院学生都能达到，草虫难画不在于形似，要有神”。朋友笑话我说的玄乎，其实这一点都不玄乎，所谓的有神，概括来说，就是“活泼泼的”的，是气韵“生”动的力量。知道了这点，也就知道七十九岁的白石老人为什么自负的在草虫册页上题上“可惜无声”的题签。
我的老师方严先生亦善画草虫，就我所见最佳作品，是一把宫扇，上面画了“蝉”、“蜻蜓”、“蝗虫”、“蝴蝶”、“黄蜂”等五种，这是他画给未满周岁的女儿拿在手里认识虫虫用的，那件作品不仅是栩栩“如生”，更是浓浓“父爱”的流露，看到的人莫不随喜赞叹。可惜后来这件作品被人收藏了，不知什么时候有缘能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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