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不停步的人

1800年间的西班牙，戈雅（Francisco de Goya）画了一些狂欢节中戴面具的人物，以及一些皇家成员，他们戴着面具，面对公众，也面对彼此。前者表现一种隐喻，后者承担着隐藏和欺骗：人们用面具掩盖真实感情，然后向外界展示一个公共脸面。

1900年间的比利时，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通过作品《戴面具的自画像》，把他看到的世界表现为面具的幻象。

2000年间的中国，曾梵志通过面具人物，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的日常生活进行评注。都市原型来自于欧洲上等文化的自我炫耀，而这正是现代北京的一副面具，与其时尚化的现代容颜类似。

在三个世纪的世纪末均出现面具绘画—18-19世纪的戈雅、19-20世纪的恩索尔、20-21世纪的曾梵志，这纯属巧合。

当曾梵志被问到是什么激发他创作“面具”系列时，他回答：“真正的自我总是被隐藏着，在社会中，没有人不是戴着一副面具。”

曾梵志把潜在的普遍的社会状况，与其自身所处的时间与地点交织在一起，并以此自问：“这难道就是现代人的尴尬所在吗？”或者可以表述为：现代性是否比任何其他社会症候更能导致个体的不自然行为与自我表述？

如果把工业化、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城市异化以及无人监听都包括进现代性的社会症候中，那么，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之间日益遥远的距离和这些事物有关系吗？没有显而易见的逻辑让曾梵志从他的第一观察——社会要求个体隐藏自己的情感并与社会行为标准保持一致——走到第二观察——现代性引发了尴尬。这是一种自然性丧失的夸张表达，它来自一种矛盾的生活。

第二观察具有更加深层的反思性质，它反映了那些自觉地对抗现代性的人们的焦虑，比如曾梵志在北京。现代人居住在拥挤的城市，用多种方式与各色人等交往，被迫承担多种社会角色，他们因此看起来都被面具化了，即使没有戴面具，也同样是一种被面具化的结果。在曾梵志的画笔下，那些被表现为戴着面具的社会典型，与那些没有面具的社会典型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类人在日益变得工业化的文化环境中都不适应。现代的身体表情被融入陈腐老套的时尚的格式化中而变得僵硬，每个人都从个体的、有机的存在中被分离出来，自我在其自身中逐渐变得难以修复。

可以说，现代性催生了一个世界，在其中，那些善于反思的人都很难意识到他们是谁，他们行为中的那些方面是被他们所处的社会所强加的。也许，批判性的反思只能存在于画家孤立的画室中，只有在那里，一个像曾梵志这样的画家才能够自问：“难道这就是尴尬吗？”如果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艺术家——精通再现的专家——就应该知道那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