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困顿的城市。城里的每个人就好像在暗夜里，站在滔天海浪中微露的岛礁上。你全部的精力便是伴随着惶恐努力站稳，却根本没有任何依靠。
5月27日、5月28日，把顿涅茨克称为鬼城一点都不为过。宽阔的大街上，往往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一组人只听得到鸟鸣犬吠和彼此的脚步声。在5月26日出动武装直升机攻占顿涅茨克机场后，乌克兰政府军便给反对派武装一个缴械投降的“dead-line”，否则便要武装攻城。一面是重装尖兵，一面是“决不投降”。即便是雪亮的太阳放肆照耀，所有人感受到的都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机场、火车站因为交火关闭，通往省外的道路被封，人真的成了“瓮中鳖”。
政府军给出的最后时间点是下午四点，上午，顿涅茨克的人们都各自进行着战前的准备，超市和医院是人相对比较多的地方。但是，战斗机时不时就掠空飞行，隆隆的声音压抑触动着人们的神经。很多人一听到那声音就边跑边抬头寻找，可是根本什么都看不见。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对天看了很久，低下头时，眼眶里满满都是泪水。城里四处都在响冷枪，我们在被反对派攻占的国安部大楼附近，路过时看到大楼的玻璃被子弹打碎了一地。枪声响起的时候，路上的人全都跑了起来。男人边跑边打-搜索兰亭名家网-，应该是在通知家人关门闭户。老太太蹒跚趔趄地跑，边跑边用手捂着心脏。母亲拉着小女孩的手一路跑，小姑娘一直紧皱着眉头边跑边四周望，除了害怕还有委屈。反对派武装则在进行大战前的防御准备，机场主路三公里处，防御工事一直在加强。先是轮胎、铁刺网，后来是黄沙、水泥块。自制的莫洛托夫燃烧弹并不避讳太阳，在任何一个可能交战的地方放置着，一眼看过去到处都是。四个路口上生起了火，这是为点燃燃烧瓶准备的。武装人员的肩上，都背着两具反坦克火箭。这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城市只要一枚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而我们，这时候也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当地司机嚷嚷着要回家不愿再给我们开车。另一方面，本来住的宾馆通知我们因为大楼临靠街边已经封闭了。找一个位置，能护住自己也能记录战争。“你还记得米苏拉塔的的黎波里大街吗？”李彦君问我。那是利比亚米苏拉塔战役打得最惨烈的一条主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的脑海里迅速翻腾回放，在那个打成筛子一样的区域搜寻一个相对完整的位置来和现实所处的情况对应。我们一起看中了街口门面房后面的一个居民小区，这里第二排房子最靠外的房间相对来说既比较安全又能看到拍摄到外面的一切。我们看见两楼的住户有个女人正在阳台上张望，我们跑上去敲门，准备着恳切的笑容对着猫眼，却久久等不到有人来应门。我们一直守在那楼的底楼过道里，竟然奇迹一样等到了一个我们前几天在广场上采访过的男人，他就住在三楼这个位置，于是我们进了他的家。
除了正对机场主路的阳台，我们把用杂物遮住了屋子里的其他玻璃窗，因为房子的四周还有高楼，我们担心埋伏在里面的狙击手看到这里有人员活动开枪误伤。我们把煤气总阀关掉，生怕被击中以后引起爆燃。我们把走道上的杂物障碍全都清除掉，把门固定在敞开状态，以防有手榴弹误扔进来可以第一时间逃离。我们坐在地上、后背抵靠着相对厚实坚固的墙，要调整摄像机的位置或者拿什么东西都匍匐前进，不想冒头引起武装人员的注意。那时，恐怕全城大多数人和我们做着一样的准备。
等待，时间就像液体在流动，每一秒都觉得凝稠。沉默，我们彼此不说话，深怕讨论一些细节给别人带来焦虑。在此之前，我经历过几次炮击也被枪口指过脑袋，但那都是瞬间的事情，应激反应无非是头脑空白和避险逃生。而那两天，这样的等待足足都要经历五六个小时。我看着太阳照在房间的地上。我的思路来回穿梭，会去设想各种突发情况如何撤离如何拍摄，下楼以后走什么路躲在哪儿。一会则又幻觉是在上海任何一个闲散的午后，我想到了家门口的火锅店，想到了总是出差还没好好教实习生妹妹写新闻稿，想到了匆匆出门赶飞机、换下的那双红色的回力球鞋还扔在门口没有收好。我给几个朋友不咸不淡地发了信息和自拍照，没有什么原因。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外面响起反对派武装人员的喧闹，大家知道，这一天全面进攻没有来。到今天，“dead-line”已经更改了20多次，那只全面攻城的靴子始终没有落下。
顿涅茨克实行了宵禁，晚上8点一下一概不许出门。这些日子，晚上6点到7点半是这个城市最美的时候，落日余晖里，人们感觉到这一天不会有战争、趁着宵禁前纷纷走出房子到街上透透气。你听得到孩子的笑声在四周回荡。
顿涅茨克的大部分人还是亲俄支持独立的。我在宾馆前的绿地上问一对散步的中年夫妇：“现在你们最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和平。”“你们可以妥协换取和平吗？”他们想了想，“我们需要和平，不想讲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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