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事君说
常言说，娶妻嫁夫，要门当户对。然而国画大师傅抱石，和他的妻子罗时慧，却出自两个完全迥异的家庭，傅抱石出生在南昌的赤贫人家，而罗时慧则是大户人家出身。
傅抱石虽然贫穷，却一生挚爱文化艺术，罗时慧虽是富家女，却不以物质享受为生活第一要义。两人不仅结为伉俪，而且终生幸福。大概“门当户对”这四个字，更多的程度上，不是一种金钱的要求，而是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一致。
两人结婚前，罗父对傅抱石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傅抱石没有食言，果然用一生照顾妻子，铺床被，捶脊背，烧饭菜，一天一封的信件，都在诉说一种延绵不绝的爱意。而罗时慧，则因她的幽默、贤惠和落落大方被称为“画家夫人第一人”。
我们来看看这段幸福的故事吧。
本文节选自《傅家记事》，作者傅益瑶，为傅抱石先生二女儿。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
傅益瑤的外婆李维屏
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我小时候，外婆还教我念《波罗蜜多心经》和二十四孝。
外婆在十六岁的时候，成了罗家的第四房太太。二太太生了一个儿子，没有生养的大太太是地主家的女儿，担心这个男孩长大以后不认自己这个大妈，就不准二太太活，逼她喝下泡了火柴头的花露水，但没有成功；最后二太太是吞金自杀的。
我的这个大舅舅，每逢过年烧香祭祖时，看到亲生母亲的牌位，就会不停地掉眼泪，和大太太始终也不亲。他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优秀，物理总是考第一名，英文也很好。可惜的是，他考取了大学，却因病不能就读，不久死去。
傅抱石夫妇在南京汉口西路132号寓中
三太太看到外婆跟外公去了奉天，就向大太太打小报告，说外婆做了红色的裙子。而当时红色只有正房才可以穿，侧房只能穿水红的。我在日本做报告，对听众说，在中国，颜色在很长时间里都象征着权力和地位。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
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
恩爱夫妻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母亲开始并不想结婚，喜欢看《娜拉》之类的小说，并受小说的影响很大。
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
青年傅抱石
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30年代，傅抱石与罗时慧于南昌。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
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上世纪40年代，父母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非常艰难，母亲为料理家中的一切，费尽心思。
1945年母亲过生日时，父亲给她画了一张画，在画上题写下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今日为时慧三十晋五生日，入蜀六载余，实未尝重视之也。忆与时慧结褵十有五年，大儿益钧十四岁，二儿益钜十岁，长女益珊六岁，次女益璇方九月，从俗称亦两岁。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岳母李太夫人俱来，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幸时慧忍受向所不能忍者……哺育之苦，时慧任之，余之感纫为荷也……倘将来得有所传，皆非余所应有，盖莫非余母之所训，暨时慧之所助成也。乙酉五月十七日。重庆金刚坡下寄寓，并记敬意。时慧赏之，傅抱石。”
1945年 傅抱石 为时慧作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见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
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母亲虽然后来一直在家料理家务，但她心灵深处的愿望，就是独立。我的独立，受母亲的影响很大。
他们婚后不久，父亲便去日本留学，留洋经费一千五百大洋，父亲留了一部分给家里作安置费，就把家丢给了母亲。母亲留在南昌教书，她对自己的能力特别有信心，也特别喜欢工作。
因为母亲完全是乐观的性格，因此她无论到哪个环境，与周围的关系都特别好。有时我和母亲一起去买东西，遇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售货员，母亲除了广东话，四川、湖南、上海、苏州等地的方言都听得懂，也会说，所以对方讲什么话，她就能回什么话，跟售货员的关系一下子搞得很融洽，售货员就会把最好的东西推荐给她；这时我就特别佩服母亲。
母亲还说过相声，用各种各样的方言说相声。侯宝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欢我母亲。我和母亲到北京去的时候，侯宝林还来看过我们，跟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就笑翻了天。
母亲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幽默、有趣，因此母亲对人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幽默，那个人有趣。从前客人上门，不是先打电话预约，而是直接闯门。客人闯过来了，一看到父亲在家，有的来客就不敢进来；要是我父亲不在家，客人来得反而多，因为他们跟我母亲聊天聊得特别快活。
反过来，我父亲在楼上画画，除了要紧的人，他实在不太愿意放下手中的笔。有时母亲让父亲下来，说谁要见他一下，父亲就会非常懊丧地放下笔，叹一口气。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就会说，今天的事没做完，对不起这杯酒啊。由此可见父亲对工作的执著。而一旦母亲跟客人聊得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父亲有空画画了，这如同救了父亲一命。
1947年，傅抱石夫妇在南京寓所。
母亲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放在嘴上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而是一种真正的沟通的关系。父亲和母亲也吵架，偶尔也吵得很厉害，这种情况大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父亲喝酒是越喝越认真，越喝越严肃，母亲一般不喝，偶尔也抿一口。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之间十有八九就会发生口舌，这时母亲就拎着皮包出门，说我要学娜拉出走……说归说，吵归吵，两人之间绝没有猜忌、怨恨，始终有语言沟通，所以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说，你们夫妻俩是破坏性的安静，我们是建设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父母的婚姻中，“恩”的因素很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家在外逃难，炸弹的弹片把外婆的一只眼睛炸瞎了，另一只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影子。父亲就背着外婆，带着孩子，往老家新喻辗转。后来我外公告诉父亲，郭沫若在报上登文章找你，于是全家又从新喻转往重庆。
到重庆后，父亲在中央大学教书，住在重庆郊外金刚坡一家地主堆放杂物的偏屋里。父亲原来并不喝酒，但房东家埋了很多酒坛子，常邀父亲拿个小勺，调一些酒喝，喝着喝着，父亲的酒量就越来越大了。
那个房东是有一些文化的人，跟我父亲边谈话边喝酒，眼见英国大使还特意赶到金刚坡来看我父亲的画，更觉得父亲了不起，因此跟父亲的关系也就不错。父亲在金刚坡一住八年，我的大姐、二姐也出生在那里。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学的平房里。父亲随后在上海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画展，全为巨制，卖出去很多，得了一笔钱，就想择地盖房。他选址的第一考虑，是南京城南的慧园，因为契合母亲“时慧”的名字。但终因那里没有空地，也没有空房，只得作罢，最后才听从徐悲鸿的意见，选在傅厚岗与徐悲鸿为邻。
1932年，傅抱石与徐悲鸿在江西。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
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
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母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对此我记忆犹新。我现在手上有很多母亲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多为家常，但感情非常细腻，而给父亲学生沈左尧的信则涉及一些文化。
母亲在父亲留学期间一度到武昌上美术专科学校，也画过画，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还收藏着母亲的一张画，是当年母亲寄给父亲的，后来被父亲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处了。
罗时慧作品
妈妈写过《傅抱石爱书如命》一文，忆念父亲的细节很感人：
抱石一生的时间不算长，但他没有浪费一天光阴，哪怕是在抗战逃难的途中，他也能抓住空隙时间读书或写点短文，甚至躲警报时，在防空洞中的微弱灯光下，还孜孜不倦地看书。偶然有一天因故没有做他想做的事，到晚上便会感叹着说：“今天算是白吃饭了！”
他最怕过年过节日，说，这都是浪费时间的日子，尤其是春节，耽误的时间拖得长。童年时，他母亲叫他到外祖母家拜年，他却躲到书店里，半天才回家，哪知外婆已坐在他家了，后被母亲打了一顿。他对春节拜年这个习俗非常不满，一生不拜年，不串门子，只串书店，每天晚饭后，一定要到外面走一二个小时，朋友们以为他是去逛马路，称他为“马路巡阅使”，其实，他只是到旧书摊集中的地方，东翻翻，西找找，经常在旧书摊发现书店里买不到的书。
到他五十岁以后，旧书摊没有了，便去古旧书店，有时在小县城中倒可买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甚至有善本、孤本书，被他发现，即高价买来，视若拱璧。
直至他去世前十八天，齐燕铭先生因受他之托，找到了一套（十本）书寄来（书名我忘记了，价格是五百元），我认为太贵，他却抱着书爬上楼，连呼“好得很！好得很！”高兴的劲头，如同孩提。因此，他一人睡一个偌大的床铺，还感到不够使用，原因是床上的大部分空间被书占满了。
那些线装的古旧书，是蠹虫生长发源地，是以不断地发现蠹虫在床上爬行着，如果我不去天天打扫，他也满不在乎，甘与蠹虫共处。
父亲的作品，母亲是第一位观众和评判者。1961年秋天，父亲从东北写生回来，画了一张很大的画，母亲进门一看，脱口而出：这不是林海雪原吗。
傅抱石 林海雪原
于是父亲就为此作命名为《林海雪原》，并写下题识：“今夏薄游东北，端午前一日得陟长白山巅，真可谓‘兹游奇绝冠平生’者也。迨后数数为图，均不易得其雄浑阔大气象。此帧经始于长春（时正写《天池林海》长卷），落墨于青岛，而完成于归宁之后。时慧见而曰：此林海雪原也。遂题之。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傅抱石，南京并记。”
父亲还画过一幅柳荫仕女，母亲看到人物脸上的神情，即为之点题，深得父亲之意，立刻把母亲的意思题在画上，篆书“春光”二字，小款：“余写此幅未竟，时慧曰：此春光也，即题之。乙酉清明前一日，傅抱石。”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父亲画大画用墨特多，有时来不及磨墨，母亲就上前助力，戏称自己为“磨墨妇”。父亲在杭州休养作画时，有一幅画上要有辆小汽车，因为对现代交通工具不熟悉，画了几次都不理想，最后母亲上街买了辆玩具小汽车给父亲做参照，父亲的画一下子就画好了。
1960年代，傅抱石夫妇与三女儿益瑶在南京玄武湖。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
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去世得很突然，顶梁柱一倒，母亲就觉得天崩地陷，一个月内完全不知所措。她从前不是个能独立处理事情的人，但自那以后，母亲忽然具备了这种能力。“文革”开始，我们兄弟姐妹全倒霉，用母亲的话说是“全军覆没”。我大哥因“反革命”言论判了十年，二哥也被抓回山东。为了大哥、二哥，母亲跑山东，跑北京，千方百计救孩子，背着包袱去上告，真是咬心嚼肺。
罗时慧带全家拜祭傅抱石，此墓在文革中被毁。
我跟母亲的关系特别好。母亲从小就喜欢我，如果有人在母亲面前说我不好，母亲就会不喜欢这个人。
我记得有次从日本回来，见母亲戴着眼镜在看电视片《四世同堂》，那个样子真是很美，她的笑容我到现在也忘不掉。
她老人家也一直护佑着我。我画《祖道传东》的时候，日本NHK电视台全程采访拍摄，那时母亲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我在母亲身边呆了没多久就赶回日本去画画。母亲在病床上躺了十一个月，到我画完全部三十六幅作品后，便接到她病危的电话。回到家，母亲的心脏还在跳动，一个小时后就辞世了。
NHK拍摄的这个节目叫“人的特写”，播放了好几次，每次看到这个节目，我就想到这是母亲的保佑所致，如果我在画画的期间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会中断手上的工作回家，但她老人家就是一直等到我完成全部工作才撒手而去，每念及此，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傅益瑤与母亲罗时慧一起拜祭傅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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