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字树恒，北京人。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首都博物馆陈列部工作。
1986年调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部。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篆刻作品获1983年全国篆刻徽稿评比优秀作品奖，入选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国际书法展，
书法作品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优秀奖，
入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字树恒，北京人。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首都博物馆陈列部工作。
1986年调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部。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
篆刻作品获1983年全国篆刻徽稿评比优秀作品奖，入选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国际书法展，
书法作品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优秀奖，
入选全国第三届书法篆刻展。
刘恒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不苟同、不见异思迁，其书法研究和写字治印，都是如此。同时，他是一个甘于平淡的人，在书法界盛行“作秀”的风气当中，显得有些寂寥。其中自然有天生的性格因素，而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刘恒常说，他喜欢简单朴实的生活，每天能平静的读书写字，于愿足矣。我和刘恒交往十几年，了解颇深，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心里话，我所看到的刘恒，也的确如此。
刘恒的学术功底很厚，知识面宽，在明清和近现代书家及作品研究上，尤具心得。由于经常在一起活动，聊天的机会很多，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听他如说家珍般的讲述心得，又以争辩时最有味道。高手争辩，最具可观性，我也常于此中受益。我从未当面恭维过他，而心底下还是很佩服的。这只要读一下他写的《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尤其是关于风格、用笔等细节问题的分析叙说，即不难证实。
刘恒有学问，但从不张扬，也不随意臧否人物。刘恒的学问，从读书中自然化出，但他不愿像大学教师那样，对某一领域做深入系统地发掘。做学问枯燥无味，累心劳形，常与“书呆子”为邻。一旦成为书呆子，即不免窘于性情，失掉读书为乐的本意。就我的观察和体会而言，刘恒是以一种超然、写意的心态来读书的，正如苏东坡论书“没人操舟，无意济否”之意；我读书总是有明确的目的，多想些为什么，做许许多多的分析归纳，或是繁琐考证，朋友常问“你累不累呀”。真的很累，真想像刘恒那样轻松地读书，重在内得，沾染些许林下之风。可惜积习难改。读书轻松，可以自由地撷取，凡能益心智、怡性情、扩才智、和气血者，皆为我用。读书养人，可以陶冶胸次。人不如人，胸次卑俗，而要使书法过人，势比登天还难。不过，刘恒的读书在于自乐，并没有预想要如何去陶冶胸次，一切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用心去体会书味，书才能给人以有益的滋养。刘恒不是那种有板有眼、或是自由放任的人，他在读书当中逐渐开辟出一片能够自守自足的小天地，一片没有喧嚣和辉煌，也不必顾影自怜的小天地。我常看到一些评介文章，说某某如何“甘于寂寞”。其实，甘于寂寞还是心中已有寂寞，而后约束自己，努力去想象“谁谓茶苦，其甘如饴”的情景。
如果心中本无寂寞，即不必想象自己如何地高尚或坚忍不拔，也不必希冀谁来揭示于世，以偿甘苦。我之所以从刘恒的学问谈到他的读书，只想说明两点：一是他的学问、读书都有其独到之处；二是能与他的写字、刻印保持一致。
黄庭坚评苏东坡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是书法史上首次以学问、读书和写字对应，亦即“书卷气”之滥觞。刘恒的学问和读书，不以工拙立论，而皆在雅俗。就此而言，刘恒其人其学其书，颇有与古人暗合处，至于能否入时人眼，倒在其次。
据了解，刘恒学习书法，从未系统临过古帖，借用张怀瓘的话说，是“先其天性，后其学习”。一般说来，学习书法不临帖不行，临帖不像不行，像之而后不出帖不行，没有艺术个性不行。按照这一传统标准，人们都得经过马拉松似的漫长历程，才能有所成就。刘恒则不然，他好像从一开始就站在终点，以书法服务于自己。他见多识广，聪明善悟，逐步认识书法，转化而为笔迹，省去许多入帖出帖的劳累。但这种方法不宜推广，也无法推广。
所谓善悟，指善于观察感悟，从技术、风格到作者的精神世界，其悟有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能胜过多年攻习某帖的汗水所得。古人一向提倡“格物致知”、“心与物游”，道理即在于此。翻检书法史，积功而成名家者众，能以聪明善悟成名家者少，关键在于某种天资的有无。例如，观公孙大娘舞剑的人何止千万，独张旭悟而进于书道；夏云司空见惯，只有怀素通其物理，师而进于书道。再具体一些，如折钗股、屋漏痕、锥划沙、印印泥，观古人帖如见其挥运之时，等等。人家能想到、能讲出来，我们心中只有笔法、间架结构之类，这就是差别。
刘恒任《中国书法》编辑多年，所见古今作品极多，“眼力过人”已成口碑。在书写当中，平日观察积累的印象和因悟转化的书理，都会跳出来，循个性的秩序与节律，来诱导情感，协调心手，而资于眼力的益助，自不难想见。康有为曾有“观千帖，方能帖”之说，用意正在于此。按照常理，所观既多，可借鉴汲取者亦富，如囿于闻见，直“不可与谈斯道”矣。当然，借鉴不是向一切好的东西学习，而要顺其性情，做合理的选择，即禅宗“直指人心”之意。
据刘恒讲，他比较喜欢颜真卿的行书，推而广之，则兼及宋元明清学颜书而有特色的名家。从刘恒的作品来看，才气多于功夫，性情多于理法，走笔遣墨，了无碍滞。我常看他写字，从来都是随意挥洒，自然而然，没有“创作”的郑重，也没有“先散怀抱，任情恣性”，准确地说，是心态超然所致。只有做到超然，才能尽去胜负得失之心，完全地放松，展现其本色。保持超然的心态是写好字的首要条件，能超然而后再辅以好的客观条件，往往可以出佳作，古人称为“合作”。就刘恒的作品观之，略见颜书体格，而以何绍基为多，用笔及章法均有尺牍之意，故而亦或可见其信笔处。
我看刘恒书法，有几点可贵之处：一是无意于佳，就像他的学问和读书，本不求闻达，旁人观之，柳已成荫矣。二是得无法之法。无法是不寄任何名家门下，靠会心和熔裁而广泛汲取，脱去古人痕迹以就个性；说他有法，是指其新而能古，近于传统。三是脱俗，没有当代流行书风常见的一些弊端，如果归结于“书卷气”大体似之。古人认为“写字者，写志也”、书法“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恒已然得之。
我忽然想起刘恒歌唱；听曲调知道是哪首歌，听他唱的却是另一种味道，而其嘹亮慷慨，情绪饱满，亦足以感动人。唱歌如为娱人，则须依谱谐调，字正腔圆，美从规范，或由时尚；如为娱己，则本无一定标准。书法艺术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大凡有守于内，平淡而真，自然个性丰满，艺术有成；世俗但求悦心开目，趋时标榜，反而难于建树。传统一向以人为本，强调内质，以艺术美与思想性并重，亦即“尽善尽美”、“中和”的标准。就书法艺术的抽象品格而言，如果只讲形式，不看内美，则其字外功、其文化承载即失去凭依，书法也会随之沦入下乘。遗憾的是，解于平淡者几稀，能赏遇其内美者尤稀。我比较欣赏刘恒的书法，或许是出于这种有志一同罢。
刘恒的篆刻，一如其书法，也是循着性情来学习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其篆刻倒是老老实实地学过汉印，以白文积习尤深，于明清诸家如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等，亦多有寓目。其印平正朴实，但不作传统之饱满密缜的式样，喜欢留有余地，以活跃印面的气氛。出于本心，也不愿意趁时作惊世骇俗的面貌，在极工与极野之间，守拙自适。正如雨中的赋闲，头顶伞大的托寄，脚下自在从容，其写意抒怀的质量，并不比那种晴天的摩肩接踵、穿红饰金的感觉差。刘恒自知印拙难入时赏，却乐之不疲，实则亦在娱己。
篆刻是一种模仿性较强的艺术，古代玺印的遗迹现象及美感，是人们心追手摹的目标，其创作性有时只在于某种现象的综合或有限的变化。近年渐使范围拓展到砖瓦等其他文字遗迹上面，视野大宽，而仿古的基本特征不变。即使学习明清以降的流派印，提倡书卷气，也是在间接地仿古。古典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说，不论风格是如何的温文尔雅，或是如何的粗野狂怪，当代的篆刻艺术都有古典的影子，美的展示也都是经过精心制作所得，其枢纽只在“巧妙”二字。篆刻的工艺性为我们提出若干问题：篆刻家处在怎样的位置？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艺术创造？以相当多的流派风格和作品来说，它们的价值难道仅仅是一种高超的“仿古品”？再回过头来，什么是篆刻艺术？当代的篆刻艺术如火如荼，却缺少富于哲理的思考和探索，理论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只是从刘恒的篆刻作品的欣赏中突然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暂时还不能回答，评说也难免要落入俗套了。
刘恒的白文印颇讲布局和疏密变化，有清楚的“计白当黑”的倾向。其印外之致，以及丰满而瑰丽的作者内心世界，藏于平实，也美在平实。古印皆出自匠人之手，文人好之，则赋之以书卷气，倡言“印外求印”；艺术家为之，则重视形式变化和美感，功在印内。刘恒以读书人为本色，自然要与前者亲和，而读书与研究的浸润，也会使他的价值取向向前者倾斜。刘恒的朱文印风格近似，有时取法战国铸款刀币和兵器题铭而生动活泼，亦能自备体格，雅有远韵。和书法相比，刘恒篆刻的重性情不免受到一些限制，大概这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问题。《书谱》论书，有“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名言，也可以用来概括刘恒书法。在创新百变、鼎革喧嚣的当代书坛，刘恒能保持一份平静、平淡、平实，实在难得，我不揣笔拙，为其写评介文章，亦缘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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