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艺术家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自我定义:“天才,是我的自我要求。我尽力成为我自己的创造者。”他赞赏哲学家尼采对天才的定义:天才,就是一个更高的目的,以及成为这个目的意志。这句话是马库斯·吕佩茨（Markus Lüpertz）的人生写照。

马库斯·吕佩茨作品《渔夫之死》

马库斯·吕佩茨,画家,诗人,拳击手。作为德国新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库斯·吕佩茨已经是一个传奇。他的画已经在全世界各地的重要博物馆中展出,他在德国被称为“画王”(Malerfürst)。

马库斯·吕佩茨也是个诗人。见到他的时候,他刚从意大利的旅行中回到柏林,正在写的一首诗是关于在旅行途中看到的一棵雪松。那将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他说。

他对自己的体格要求甚高,练拳击。在他厨房的墙上,贴着一张他几年前戴着拳击手套的照片,拳击姿势漂亮,赤裸的上身线条紧绷,有结实的腹肌。他出生在1941年,时间对他的作用只是给了他漂亮的白胡子。

他做的雕塑体量极大。目前工作室里3米高的头像,只是他正在进行的雕塑项目的一部分,他所要创造的雕塑有18米高,将矗立在德国某个城市的广场上。

偶尔有空的时候,他会去享受一下音乐,弹几首爵士乐,写过自己的音乐剧。“这些都是不怎么重要的非常边缘的创作。”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音乐,对于马库斯而言只是拿来消遣的娱乐。

马库斯·吕佩茨作品Der gestürzteKrieger

1984年,马库斯在纽约,他对中国城非常感兴趣。他的日记里写到:“这几天刚好是中国的春节,庆祝延续了五天,同时雷雨交加。大自然和中国人点燃了一切可以引爆的事物。每个角落都有鼓声和舞龙。”他静静观察着中国人的祭祀典礼,看着祭祀台上的鲤鱼,“鲤鱼还活着,它呼吸困难。”作家马库斯有一颗极其细腻的心,但是在他的画中,只有毫不犹豫和毫不留情的笔触。

马库斯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在最初寻找人生之路时,度过一段隐修的生活。他在一个教会的修道院里待过一年,后来因为对生活有不一样的设想,就离开了。但是这让他与更高的存在保持着亲近,他后来的

作品中也包括了为教堂制作巨大的玻璃窗。在他看来,他不是为了做窗玻璃而做玻璃,而是和整个教堂玻璃艺术传统进行对话。

在马库斯看来,他最重要的身份,一个是画家,另一个是天才。天才并不意味着无需努力,天才意味着高度的自律,无论是体格还是精神,和世界永远保持着警惕和批判的距离,绝不取媚于世俗世界,也不盲目跟随潮流,天才在自己所认定的领域里毫不妥协地创作和战斗。马库斯用的词是“战斗” (Kampf)。一个天才,是不惧怕战斗的。修道院的苦行生活对他影响深刻,他无休止的工作,在担任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院长的二十多年间,同时进行创作和工作。苦行是天才的内在规则,这并非代价,而是基本条件。

马库斯·吕佩茨作品Das Urteil desParis

和马库斯聊天有种痛快,他直切主题,充满自信,毫不妥协。

“对于尼采没有强调谦虚这一点,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不喜欢谦虚这件事情。感激是另外一回事,这件事情我做得到。”

马库斯·吕佩茨更喜欢从前的柏林。对现在的柏林,他保持了一贯的批判眼光:“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就是个柏林人了。我在柏林这里很舒服,但是也得看见所有的缺点。这里的文化简直是要完蛋了。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也没有艺术。到处都是时尚,那些一时一地的潮流而已。柏林现在只有时装和演员。虽然这里有那么多的博物馆,但是艺术也快终结了。”

20世纪60年代,他在柏林度过,那时候的柏林在他看来更精彩。那是个艺术家具有超凡行动力的年代,街头风起云涌,艺术家们的创造力挥洒在能够想象的各个角落。资本尚未席卷德国的艺术圈,无论是大众还是精英都还关注着严肃的文化问题。他对柏林的批评,甚至是有些怀旧的。

马库斯·吕佩茨作品Mercurius

1975年,马库斯写下了这样的诗:“我的身体里在战斗/战斗就在我里面/横亘在眼前/我跳过来我翻过去/我独自一个人/我必须成为/我将这世界吹到肿胀/没有种族之分的民众/让我与我亲爱的天才一同起舞吧!”

“在20年前,柏林的气氛和文化完全不是这样。人人都说柏林有文化景观,但这只是制造出来的小小好莱坞,而不是自己的。现在柏林总是喜欢学着人家做,从前柏林是全世界最具原创力的城市。”哪怕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库斯都觉得比现在更有生机。“20多年前,两德统一之后,大量的钱涌入柏林,那时是真正的有活力的黄金时期。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很多人就来淘金,很快暴富。现在的柏林太穷了。”艺术家不得不努力挣钱,已经成名的在出售自己的作品,还没有成名的在咖啡馆打工。尽管柏林继续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但柏林已经不再是那个柏林了。

如果进一步问他为什么觉得柏林不如从前了,是因为绘画和雕塑不再被重视。展览里有装置和摄影,有录像和新媒体,而马库斯视为最高原则的绘画,却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他觉得这是时代的病症。

“这是我和‘时下的艺术’(Zetikunst)之间的一场大战。那些时下的艺术总是在表达一些政治主题,但这不是艺术,而是政治。”这个问题事关他如何理解画家与世界的关系。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想总是被迫去批判或者表达某个主题,这不是画家的任务。画家并不担负着把人们教育成更好的人类这样的责任,但是画家担负着使人们变得更具反思意识、更富有智性的责任。”

马库斯·吕佩茨作品Daphne

“如果人们不能抵达这个层次呢?”

“毫不奇怪,人类正在兴冲冲地愚蠢化自己——通过那么多新媒体,那么多电视节目,他们只会越来越蠢,他们失去了敏锐和马库斯和维尔纳之间的友谊,代表着老感受力,现在已经没有人读诗了!”马库斯的精英主义扑面而来。“我不想教育他们,我也不想启蒙他们,我只想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这是画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如果人们对这一点不理解的话,那就随他去吧。这个世界就是很蠢的。”

他和愚蠢的世界的战斗从未停止。

马库斯·吕佩茨是战后直面德国纳粹历史的画家之一,他在画中使用了许多第三帝国时期的符号,作为画的构成部分。画的政治性就成为了争议的焦点。“那时候我被很多人批评,说我对历史不够批判。但这批评太幼稚了。我不直接批判那个时代,但是我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样貌,我自然是在批判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难道那个时代有个柱子,我们就不能再画那根柱子了么?这是什么理由。”

理解他的人并不多。迈克尔·维尔纳(Michael Werner),他几十年的挚友、他的画廊代理人,是其中一个。在马库斯巨大的工作室里,维尔纳分享了他对马库斯的理解和敬意:“如今的画家绘制图像,迫不及待地要呈现现代性,这个只有百年多历史的现代性。现在没有人对绘画和绘画的传统感兴趣了。这个趋势越来越愚蠢。这些画家越来越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直面这2000年的绘画传统,他们都惧怕这个庞大的对象。但是马库斯一点儿都不怕。因为他自信。他根本不在乎是否在画中体现了现代性。”

如今马库斯重新回到了对绘画本身的探讨中去。这一场与“时下的艺术”的战争,他有维尔纳这样的战友。

“和维尔纳,是我唯一一份超过40年还维系着的情感。”马库斯不开玩笑地说道。他们一同合作了几十年,经常聚在一起,谈的是艺术,什么是好的图像,什么是糟糕的图。有时候会有很情绪化的讨论,甚至愤怒地拍桌子。“有时候我们的确吵架。他说我是个糟糕的画商,我说他是个糟糕的画家。”维尔纳微笑着说。必须是无比亲近的关系,才可能有这样毫无保留的交流。他和马库斯,是互相支持、互相成全的伙伴。

一代画廊和艺术家之间的情谊,颇为古典,却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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