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辋川别业”是中国园林史上极重要的一个园子，现今对王维“辋川别业”的研究，单篇论文已经很多。有考察规模范围的，有分析造园特色的，有辨析其属性类别的。此外，更多的文章是通过辋川别业之景来阐述王维的禅境观、或与王维山水画、山水诗之间的关系等。本文所论重在阐述“辋川别业园”对后世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什么方面，后人对这个逝去的园子所表现出的强烈偏爱，源于一个怎样的文化心理和美学追求，以及为什么是以王维辋川别业的面貌出现，这一切，是下文所要论述的。
1 辋川别业园对后世的影响
1.1景观题名
辋川别业园作为一座以自然环境为造景主体的山水园林，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历代园林的题名上，也就是说各地出现了大量以“辋川”为标题的景观题名。
以古代几个园林城市为例，扬州，“柳湖春泛在渡春桥西岸，土阜蓊郁，利于栽柳，洪氏构草阁，题曰‘辋川图画’”； [1] 236苏州，“小辋川，在常熟城西九万圩。万历年间监察御史钱岱所筑。钱岱官至山东巡抚，告老回乡后，置田数十亩，构筑此园”；[2] 170杭州，“明万历间，参政吴大山致仕归，筑室葛岭下，周植老桂修篁，颜曰‘辋川’。”[3] 101《西泠怀古集》又有云：“邵远平别业，曰‘小辋川’，在葛岭下。余翠渌园，即其遗址”。[4] 570
也有虽然不以“辋川”命园名，但世人却以“辋川”来比拟的。如苏州景园，“在常熟梅李北景巷，西宁道景如柏所构。山池花木，具园林胜概，春日游舫云集，时人诗比之为‘辋川’”。[2] 208袁枚在《随园四记》中曾提到园中的景点排布，是参照了“辋川”题名，“宜为文纪成功，而分疏名目，以效辋川云”。[5] 477袁枚的族孙袁起在《随园图说》中也说：“《随园图》成，友人互传观……更仿《辋川》，标其名目，山楼水阁，固已详矣”。[6]190又如北京西郊的自怡园，就有人认为是仿建唐王维辋川别业园的，其依据是“辋川有二十景，自怡园有意过之，取二十一景”。[7]57
1.2诗歌画作
据《唐朝名画录》记载：王维还将辋川园景描绘成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辋川”题材遂成为后世画家争相临摹的名作。最有名的是宋代《郭忠恕临王维辋川图》,其后元代有唐棣、王蒙、赵孟頫、商琦等，明代有仇英、文徵明，清初王原祁等均有辋川图传世。明·董其昌在《兔柴记》中曾写道：“余林居二纪，不能买山乞湖，幸有草堂、辋川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于枕烟廷、涤烦矶、竹里馆、茱萸沜中。”[8]577另对中国习画者影响极大的范本《芥子园画传》，其中谈到棕榈树、梧桐画法，亦批注有云：“见王维辋川图”。
笔者粗略翻检了一下历代的题画诗，发现以辋川为题材和内容的诗画作品极多，如宋·文彦博《题辋川图后》、宋·韩琦《次韵和文潞公题王右丞辋川图》、元·刘因《辋川图》、元·王恽《王右丞辋川图四首》、元·马祖常《王维辋川别业诗图》、元·贡师泰《题王维辋川图》、元·邓文原《王维高本辋川图》、元·吴镇《右丞辋川图》、明·练子宁《辋川钓鱼图》等。此外，北宋著名书法家刘焘曾书《辋川集》全文为《辋川诗帖》一卷，此帖后为南宋岳珂收藏，其《刘无言辋川诗帖》跋曰：辋川奇胜甲唐世名墅，概观诸诗亦可想已。予旧藏唐人所绘图，每暇日一纵览，飘飘然若身在华冈北垞间，今见此迹笔力清劲，与诗颉颃，是可与图并甲袐笈矣！[9]
1.3饮食烹饪
“辋川图景”出现在园名、绘画、诗歌中，可谓是影响之深，而出现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又可见它的影响之广。据北宋陶谷《清异录》中记：（唐）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鲊臛、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鬬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紫桃轩杂缀》又有载：“唐有净尼出奇思，以盘饤簇成山水，每器占《辋川图》中一景，人多爱玩，至腐臭不食。” [10]316今人李志慧在《饮食篇》中亦说：“庖技精巧的梵正‘用鲊、臛、脍、脯、醢、酱、瓜、蔬’等不同花色的食品原料，将烹饪技艺与绘画艺术巧妙结合起来，将《辋川图》所描绘的二十景再现于二十只花色另盘之中，浑然一体地构成了王维‘辋川别墅’的风光”。[11] 237
2辋川别业的流传与接受
辋川别业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来源于辋川别业在后世的流传。从历史记载看，它并不是园林实体的流传，因为它早就没有了踪影，而是作为一种经典意象的流传，它流传于绘画、诗文中。这样的流传史，又是一个选择史、一个接受史，一个掺杂了历代中国人臆想下“乌托邦” 沉淀、积累、嬗变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由宋之问辋川——王维辋川——历代文人审美追求里的辋川。它是不是那个本真的辋川并不重要，重要的它是中国文人诗性想象里的辋川，成了一个营构在中国文人内心深处的“桃花源”。
从《旧唐书·王维传》和《唐国史补》上可知，辋川别业原属宋之问所有，王维不过是晚年购得，《旧唐书·王维传》：“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上有：“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但奇怪的是后世诗文、画作中所提辋川多以王摩诘辋川指代，而绝少言宋之问之辋川，如明王思任《名园咏序》云：“盖尝试言之，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则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广汉之北山也，王摩诘之辋川廿景，杜少陵之空庭独树也，皆园也，无以异也”。 [8] 669 清吴世钰《云庄图记》：“顷以《云庄图》属予为记，余未至其地，不能仿佛其胜。即其略而考之，见夫一花一草，别具天机；一壑一丘，绝无俗韵。其结构之精严，真所谓匠心独具者矣。他日，予寻春湖上，鼓棹桥边，登工部之庐，造右丞之室，纵谈风月，旷论古今，岂不于浣花草堂、辋川别墅而外，又添一重佳话也乎？”[12]42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右丞正是指王维。清·沈德潜也说过：“唯因名山为名园，斯两者兼之，摩诘辋川庄因乎蓝田，白太傅草堂因乎庐山，其最著也”。[13] 225
后人几乎所有的抒怀对象都是以王维的辋川为背景的，或者说，在后代文人的意识里辋川是与王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若从实际的园林营构角度看，王维的辋川只是宋之问辋川的延续，都是以植物、山水为主体，而这种以自然风光为主的园子，或者说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园子，从营构的技术角度看，它是比较难改动的，也就是说宋之问的辋川园景与王维的辋川园景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册府元龟》中虽有:“(王维)于蓝田南辋口置别业，引辋水激流于草堂之下，涨深潭于竹中” [14]这样的句子，但王维大动干戈造园、改园的记载是没有的，①也就是说，辋川真正的主人应该是始作俑者宋之问，而不是后来大家津津乐道的王维，但后人何以只推崇王维的辋川，而绝少提及宋之问呢？对这个问题，元代陈基在《玉山名胜集序》中以提问的方式给出了答案之一：夫世之寄情山水间者多矣，然好事者于昔人别墅独喜称王氏之辋川，杜氏之樊川，岂非以当时物象见于倡酬者，历历在人耳目乎？[15] 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云:“辋川二十境，胜概冠秦雍，摩诘既居之，画之，又与裴生诗之，其画与诗后得赞皇父子书之，善并美具无以复加。”[16]246同样的，明顾起元《王尔祝园诗》也有：“为问辋川文杏馆，几从裴迪赋诗来”。[5]524裴迪诗里的辋川，当然是王维所居的辋川。清汤斌《石隖山房图记》亦云：“昔王摩诘‘辋川别业’，山水踞终南之胜，时有裴迪以诗文相属和，至今览其图画，斤竹岭、华子冈、仿佛犹想见其处。”[6]243
中国是个特别重“文”的国度，围绕辋川别业出现的大量诗文作品，特别是这些诗文还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辋川别业一方面成为了诗文常咏的内容，另一方面是辋川别业借诗文得以扬名，从而使辋川别业作为一代名园得以广泛流传。不过，除诗文原因外，后人选择和接受辋川别业，还应和以下三点有关。
2.1重人品、重德性的伦理选择
重人，重人品，重人格魅力，这是中国文化审美一以贯之的价值判断。一言以蔽之，物因人彰是也。王维其人其文其画，在文化史、艺术史上的地位，无需赘言。而宋之问，才情虽有，却是小人营生，首先是心狠手辣，为把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占为己有，活埋了原作者加外甥刘希夷，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详细记载了他的杀人方式：“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其次是曲颜献媚于武后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张易之“捧溺器”；再有是忘恩负义，据《旧唐书》载，宋之问在落魄之时，曾秘密告发他的救命恩人张仲之，使自己重新得宠，由此深为士林所不齿。二人相较，高低立判。
对此，清·宗元鼎在《新柳堂记》中是说得极明白的：“ 余曰：噫！昔长安辋川为宋之问别业，饶花竹林泉之盛。后王摩诘得此居之。至今过辋川者，无不叹摩诘之为文人也”。 [17]455 辋川之所以成为历代文人心目中的“经典意象”，不只是因为胜绝的园景，更因为那个“独领风骚”的人。元赵孟頫在《题王摩诘高本辋川图》中亦表达过相似的意思，“王摩诘家蓝田辋口，所为台榭亭垞合有若干处，无不入画，无不有诗。以此则摩诘之胸次萧洒，情致高远，固非尘壤中人所得仿佛也”。[18]155“无不入画，无不有诗，”是王维的才学，“胸次萧洒，情致高远，”是王维的德性，有才有德，德才兼备，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里一再宣扬的“圣贤”、“高人”形象。②这么看来，辋川别业优美的景致不是主要的，当园与人相较时，人的学识、才情、胸襟才是主要的，此中情况，如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论司马光的“独乐园”，“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19]52亦如扬州平山堂与欧阳修、杭州西湖与苏东坡、苏州沧浪亭与苏舜钦相仿佛，园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成了园的精神内核，园成了人的外在符号。后世人慕园，不在园之本身，而是园中的人，园中人的魅力，明陈继儒在《园史序》中道出其中原委：“吾昔与王元美游弇州园，公执酒四顾，咏灵运诗云：‘中有天地物，今为鄙夫有’。余戏问曰：‘辋川何在？盖园不难，难于园主人；主人不难，难于此园中有四部稿耳’。”[6]488 王元美乃王世贞字，《弇州山人四部稿》则是王世贞的诗文集。同理，在世人看来，辋川之景不难得，难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明金幼孜在《辋川图记》中说：昔王右丞居辋川，其名胜至今不绝乎谈士之口。……夫天地间山水之奥区无处无之，然大抵因人而重，王右丞为唐名人，其诗律冠绝当代，故其别业之在辋川，四时嬉游其间，形之歌咏，至于今为人所传诵，虽未造其地，亦皆引领想慕其胜，此无他，因其人而增重也。昔人所谓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其此之谓欤。[20]不但追慕王维其人，就是在辋川与王维唱和的从游者，也一并被后人欣羡，朱彝尊《倦圃图记》：“若王维之辋川，顾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观其画图，不独想见两人之高，而其所与游者，如丘为、裴迪、崔兴宗，下至袁华、于立、卢熊、郯韶之徒，览者亦希羡之不已。”[6]354
名园胜地与人之关系，按同时代，同为大诗人、大造园家的白居易看来是“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固有时耶？盖是境也”。[6]346人与物相得益彰，互为促进，人对于胜景，不仅可起到宣传、增色的作用，而且山水自然之美还能激发人的灵性，让人们体验到“景与意会，天人合一”的妙境。
2.2 崇尚自然、简淡的审美选择
唐代园林的特点，园林营构还没有走向刻意的精巧和雅致（王毅），园林意识、园林情调也没有大规模形成（金学智），基本上是“自然中显人工”，这与后期园林“人工中见自然”是有较大区别的。辋川别业，除了园主王维的诗文描述可见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园子：“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文杏馆：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斤竹岭：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人路，樵人不可知。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欹湖：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柳浪：分行皆绮树，倒影入清漪。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北垞：北垞湖水北，杂树映朱栏。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等）另从丘为、裴迪、崔兴宗等酬唱诗文内容，以及后人的理解和叙述看，辋川园整体审美风格确是以天然、简淡为主的。 “辋川别业有山、岭、岗、坞、湖、溪、泉、沜、濑、滩以及茂密的植被，看来总体上是以天然风景取胜，局部的园林化则偏重于各种树木花卉的大片成林或丛植成景。建筑物并不多，形象朴素，布局疏朗。”[21]167另从后人对辋川之景的比附看出，辋川之景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以自然天趣为胜的。明·范景文《衎园小记》云“夫一丈之室，云谲霞变，隐几逍遥，足揽尽三山二水云物，何必不如华林濠濮间？……何舒‘蔬园’，广汉‘北山’，摩诘之“辋川”廿景，少陵之独树空庭，他如‘喜雨’、‘醉翁’、‘雪堂’、‘研山’，岂必尽崇构盛饰哉？”[6]203《北湖续志卷三》里提到的“望湖草堂”前的景色，时人以为“剡溪之吟眺也可，以辋川之图画也亦可”，[12]36景色特点具体是“西枕碧流，万顷练铺，烟霞出没，皆可收诸一览之间”。[22]11《北湖续志》中“西岑草堂”（俞鸿勋之居）：在甘泉山南三里，诗云：“竹篱茅舍隔晴湖，日落空山碧草铺。若把西岑描入画，分明一幅辋川图”。[12]38
在中国美学中一直存在着“芙蓉出水”和“错彩镂金”的不同美学趋向，按宗白华先生认为：“‘初发芙蓉’之美高于‘错彩镂金’之美”。从上文可见，辋川景色，正代表了传统美学中的“初出芙蓉”一路，其特点是：“自然简淡，无味而味”。中国人所倾心的园林图景是如清张昭潜在《十笏园记》所写的：“兹构是园，复以草木畅生之趣，鸢鱼飞跃之机，日夜涵茹于其间，造化生生之妙，具即在一心化裁间乎”！[6]78而辋川之景，正与此相仿佛。
2.3追慕“乌托邦”的精神选择
追求环境优美，人际和谐，生活安宁，远离贫困、战争的理想，一直是世人憧憬和挥之不去的情结。从先秦《老子》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到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出的详细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至此以后，桃源情结可谓是一直伴随着中国文人，如孟二冬在《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一文中指出的：“尤其是当人们不满于黑暗现实，或遭受打击与挫折，或遇人生诸般烦恼之时，便自然会想到那和平、宁静、安逸的桃花源。桃花源几乎成了人们摆脱烦恼、忘却忧愁、渴望恬静、追求安逸的精神家园。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桃花源情结的系列”。[23]
程千帆先生曾指出，王维的《辋川诗集》中辋川的描写，其实是王维少作（19岁）《桃源行》的延续。那种对乌托邦世界的向往，可以说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意境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有关世俗生活描写的删除，有关仙缘景色描写的增加。特别指出“陶诗中所写桑、竹、菽、稷，到王诗中被花、竹、松代替了，也就是经济植物被观赏植物所代替”。[24]213这就更证明出，王诗中乌托邦的园林世界代替了陶诗中乌托邦的田园世界。明李日华曾提到一幅唐人画作《桃源图》不知出于谁手，而他认为“非摩诘不能当也”[10]345，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在后人眼里王维与桃源的紧密关系。袁晓薇认为“较之陶渊明的‘桃源’，‘辋川模式’对士人有更大的现实吸引力”，因之，“王维以精心建构的辋川别业及其朝政之暇游赏其间的生活方式全面地完成了对‘世外桃源’的改塑：远离俗世尘嚣，可供自由栖止和悠游吟赏的辋川别墅充分实现了以审美享受来调理性情，在静赏自然中达到精神愉悦的追求，既留存了‘桃源’境界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又避免了清贫乞食的窘迫困顿。这显然是更易于为广大士人所接受和实际效仿的现实‘桃花源’。” [25]
王维的“辋川世界”与陶渊明的“桃源世界”对后人而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可学与不可学，也就是更易于心理接受和模仿的可能。环境，“桃源”只是构建于人们想象中的，而“辋川别业”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这对于向往可观、可居、可游的世人来说，无疑更具有吸引力和认同感。其次，桃源中群体而居，其乐融融的景象在现实中大约是很难达到的，但个体营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与世争，自得其乐，倒是容易得多。王维的辋川别业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它开启了一个个人在现世可以追寻实现的桃花源。后世众多的园记都有类似的表述，如司马光在《独乐园记》中即描绘了这样的一个世界：“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19]26后世文人热衷营构园林，正因为园林是他们可以主宰、可以构建的乌托邦家园，是他们自由栖息心灵的场所，所以有人认为：“不可否认，不管是白居易的‘中隐’之梦，还是顾汧的‘城市山林’设想，都带有浓郁的乌托邦性质”。[26]
再有，从作为“人”的可接受角度看，陶渊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他的态度是不容易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是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而现实生活中的王维，走的是一条“既不满于现实，又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敢斗争反抗，只能随缘任运”的道路。王维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情与追求，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相比，倒更接近生活在现世中的“常人”，因此也更为世人可亲，可近，可学。
3结语
王世贞在《古今名园墅编序》中曾说“而在园墅者，多不能胜辞。”也就是园林本身与后世文字描述存在实与名乖的现象。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辋川别业作为早期园林发展阶段的作品，若单从园林营构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看，大约是不能算成熟、完美的。但正如上文所说的，作为“要之，物不足重，而人足重，人重而物遂因人以重”[6]471的辋川别业，它已经不再单纯是作为一个园林出现在世人的眼里，它在后人想象的视域里层层累积，成为了一个审美意象再创造的经典形象。它满足了人们调理性情、回避矛盾的精神需求，它汇合了人们众多对美、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它不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园子，而成了一剂可以治愈身体与精神的良药。宋·秦观在《书辋川图后》里的亲身经历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元祐丁卯，余为汝南郡学官，夏得肠癖之疾，卧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诘《辋川图》视余，曰：阅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图喜甚，即使二儿从旁引之，阅于枕上，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经孟城坳，憩辋口庄，泊文杏馆，上斤竹岭，并木兰柴，绝茱萸沜，蹑槐陌，窥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戏柳浪，濯栾家濑，酌金屑泉，过白石滩，停竹里馆，转辛夷坞，抵漆园。幅巾杖履，棋奕茗饮，或赋诗自娱，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也。数日，疾良愈，而符仲亦为夏侯太冲来取图，遂题其末而归诸高氏。”[27]1120身体有恙，竟因数次览阅了《辋川图》而痊愈。
正因为如此，辋川别业成了后人寄情达意之所，清·顾汧《凤池园记》：“‘凤池’在吾苏城东，昔为顾隐君别业……石径逶迤，桐阴布濩，四时野卉，纷披苔麓。于前则‘武陵一曲’，花石选胜，板桥压流，回廊盘亘……得此意，则今日之‘凤池’，庶几与陆浑山庄、辋川别业寄情不远矣”。 [6]217对辋川别业的钦仰也成为了一种追慕贤德的的象征：“夫地以人传，士君子患学术之不精，闻见之不博也，何患乎后人不想慕其风规，景行其节概，争为名迹之流传哉！”[17]455此时此刻，辋川别业究竟规模如何、方位如何、景色如何，在后代文人的眼里，大约是已不再重要了。
①陈铁民在《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一文中就认为：“孟城坳非王维营置，华子冈是纯自然景观，斤竹岭也亦属天然景观。金屑泉是天然良泉，欹湖是天然湖泊”。
②王维授伪职一事，学界一直有争论。当代杨军、陈铁民、毕宝魁等先生都对王维授伪职一事进行了甄别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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