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颂仁的好友邓永锵的“中国会”餐厅的显眼处，挂着艺术家王亥创作的一幅油画，画中近二十个人物穿着清朝服饰前后错落地站成两排，右边则是几位穿西装戴礼帽的西方人，深红色的基调下仿佛酝酿着一股忠肝义胆撒热血的英雄气魄。
“这位是张颂仁先生”。汉雅轩的阿汶指着其中一个人跟我说，“这是邓永锵”，他又指了指靠左边戴眼镜的那位。画中的张颂仁面带微笑，显得格外意气风发,那时的他大约40岁左右，还没有戴现在这幅黑框眼镜。
（图为“后89中国新艺术”展览现场）
王亥完成这幅作品的时间是1993年,也是张颂仁把他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经验放到世界的舞台去考量的一年。由他和栗宪庭共同策划的“后89中国新艺术”在香港、台湾等地产生了极大的轰动。随后,在张颂仁的策展下，王广义、余友涵、李山、方力钧等人参加了1994的圣保罗双年展。至此，一批中国艺术家陆续进入西方的视野。很大程度上，一代人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家自己，还取决于同时代的阐释者。如果能将同辈人的思想情绪、时代感情在创作中解读出来,那么这一代便成功了。而这种成功不仅仅是几位艺术家的成功, 也是这一代人情绪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在那代人中，作为阐释者之一的张颂仁功不可没。他为当时的艺术家输出了对西方的幻想，同时也具备了商人精准的 眼光和判断。当二十年后再去看王亥的这幅画时，更觉意味深远。
（图为“星星十年”海报原油画，由香港无名画匠绘制完成）
28岁做独立策展人，32岁开始开画廊，张颂仁说那时候连自己想做什么都迷糊。但是绝不甘心仅仅开画廊,自觉能做更伟大的事情；40岁的时候，知道自己也就做画廊的命，于是就这样熬了下去。有人将张颂仁对中国当代艺术家所起到的作用与卡斯特里对美国当代艺术家起到的作用划上等号。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里，由张颂仁开设的汉雅轩──这家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西方体制的画廊创造了中国90年代的一段艺术历史。“汉雅轩的存在，一直保留了两岸三地的沟通，因为张颂仁做事情的方式永远是两岸三地一块做的。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在专门地做这类的活动，汉雅轩有一个关于华人世界的自觉。”邱志杰如此总结评价汉雅轩。于是，张颂仁也就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个案，虽然开着画廊，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冲动又使得他从未停止过对与他同时代艺术家的挖掘和阐释。
可以如此放心地去当甩手掌柜，张颂仁说还得益于毕打行这个昂贵客厅的好风水，不用自己卖力吆喝就能为汉雅轩招揽不少客人。当我问张颂仁，这三十年当中到底有多少精力是放在画廊经营上时,他的回答有些令人意外：“多数时候觉得画廊是很大的负累，既要交房租，又要办活动，还要应付艺术家，应付运输公司。我不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所以管理对我来说是一个加倍的负担。”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做事缺乏条理、性格有些冲动的画廊老板的率领下，汉雅轩已经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品牌。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性格，就在张颂仁和他的画廊团队正在紧张筹备一个月后的三十年大展，准备风风光光地重回人们的视野时，一条“1993威尼斯双年展价值数亿丢失作品在汉雅轩离奇找回”的劲爆新闻让张颂仁和汉雅轩提前登上了头条，这对于他和他的画廊来说倒似乎有些热身的味道。
（图为1994年，由张颂仁策划的第二十二届圣保罗国际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部分）
当天的采访辗转了三处。最后一站张颂仁带我们去的是邓永锵新开的ChinaTang，就在毕打行隔壁的置地广场。当张颂仁脚步匆忙地带我们穿过马路时，我突然想起香港的那句俗语：“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意思是，“只要你落在别人后头，哪怕你是在落后者中排最前面的，也是慢人一步，比做败家子还要惨”。但庆幸的是，这位同样信奉速成的香港人，却并未磨灭生活的从容，磨灭人文质感中的理想。
在创造了九十年代的辉煌后，张颂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也从一位对西方当代艺术游戏规则驾轻就熟的推动者转变成了一位“边缘”的文化人。他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学术，用在艺术生意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心思更多放在筹划中国魅力的复兴计划之上了。他曾在一次酒后向高士明倾吐,让他真正开心 的不是画廊、不是当代艺术,而是文化政治。自己最大的忧患是当传统神话和政治神话都破灭了，中国拿什么保持她的魅力？这番话在多数人看来是不太接地气的，但这却恰恰是这位有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和理性思考的画廊老板近几年来为之努力的方向。所以近十几年来，他身体力行地推行文化上的复礼， 参与上海双年展的策划，在中国美术学院教书，与一群艺术家在上海市郊一个废弃的工厂区进行合作，从零开始打造了一个中国传统村落等一系列事务让他变得神秘起来。但这无疑表明他一如既往地在试图践行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艺术活动，只是不仅满足于宏大的文化艺术的建构，而是在局部进行考察实践，通过细微的脉搏跳动来窥探一个时代的伟大灵魂。
（图为1999年在台湾省立美术馆举办的“文字的力量”展览现场）
2021年1月16日即将迎来汉雅轩的30周年大展，而这也是张颂仁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办展。高士明将展览主题设定为“汉雅一百：偏好”，选择了100件张颂仁所认为的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藏品，作为他对艺术史和文化政治史的一次总结，也是他近年来思想框架的一个阶段性的了断。
采访结束时正好赶上圣诞平安夜，我和同事正准备去旺角体验一把港式圣诞节时，却意外地在地铁与张颂仁偶遇，他热情地和我们闲聊起来。眼前这位已经不是白天访谈时的那个集国际著名艺评人兼策展人、香港汉雅轩艺术总监、杭州中国美院客座教授、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会主席、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顾问等光环于一身的张颂仁，而是一位亲和的长辈。他抬头望着香港的地铁图，自言自语地说他很多地方都不熟。出地铁时，他从斜挎包里掏出传说中的那只永不离身的书法笔，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此时，我觉得用他的老友邓永锵的那番话描形容他可能最为贴切：“这个小个子、行事干练的人成天穿着那件过时的农民粗布衣服，但是在简朴的装束下，却隐藏着深邃的思想和一颗炙热的心，但这一切只为艺术。”
（原文转自《hi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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