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80后、90后，崔健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人曾经“大声地摇滚，离经叛道地摇滚，让他们在一口很深的井底，猛然抬起了头。”
崔健是谁？为什么他上不上春晚会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
●1986年《一无所有》的嘶吼，让崔健在工体一炮而红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正在举行。
一个身背破吉他、两只裤脚一高一低的年轻人直愣愣上了台。全场观众一下静了下来，后来资深乐评人黄燎原回忆说：崔健出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乐了，我有印象，就是他挽着裤腿儿，所有人都觉得，老崔可能有点痞气，像个小痞子那样，但给人的感觉很新鲜。就觉得一大场面，上来这么三个人。
“小痞子”的腿也有点哆嗦，他强作镇定，然后张开嘴，一个沙哑粗犷的嗓子喷薄出一串歌词：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其形象愕然的观众，又被这前所未闻的歌声惊呆半晌，回过神来，掌声与喝彩如暴风骤雨在工人体育场炸开。
这位歌手就是时年25岁的崔健，幼名崔建军，朝鲜族，1961年生于文艺工作者家庭；这首歌就是“中国摇滚第一曲”《一无所有》；这次演出就是中国摇滚乐的开篇。
1989年2月，崔健的首张摇滚乐个人专辑，中国第一盒原创摇滚乐磁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录制完成，这张专辑奠定了崔健在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的开山鼻祖之地位。被炒到八块五的高价也没能挡住磁带的风行，17万盒的发行量让更多人知道了摇滚。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等专辑也随之发行，中国摇滚基本荒芜的地带，被崔健迅速开垦。
崔健强烈的个人风格也逐渐凸显，雪白的棒球帽上，一颗红色的五角星，成了崔健最鲜明的标志。
●“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让中国人第一次在歌声中面对自我
摇滚乐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一种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音乐浪潮。在物质丰裕、精神迷茫的西方世界里，无数年轻人在摇滚乐里抒发愤怒、宣泄激情、展示个性、获得慰藉、满足英雄想象。猫王（普莱斯利）、约翰?列侬及“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谁人乐队、齐柏林飞船乐队、鲍勃?迪伦、大卫?鲍伊等都是红极一时、精神领袖般的摇滚偶像。
而崔健是第一个“用中国人自己的旋律，去唱出既有精神上的感受”的中国人，已风靡世界30多年的摇滚，正式在中国浮出历史地表。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就像一张色彩单调的老照片。但在崔健等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学与诗歌的年代”，“十分好玩，非常精彩，是再也无法复原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人们刚刚脱离一场思想禁锢，改革成为最时髦的话语，人们开始渴望一切领域的变革。
被上一代人传唱的样板戏、革命歌曲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风立即打开了内地观众的视听。新老交替中，一个汉子的声音突然响起，让所有人都起了鸡皮疙瘩。“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又很吸引你。”乐评人李皖这样描述崔健的嗓音。
独特的嗓音让大家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我曾经问个不休”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歌声中面对自我，敢于追求表达的自由。“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我认为它（摇滚）的最大功能是表达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生而有之的。这并不涉及什么制度、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不管人生存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都有一种表达自己自由的欲望。”
2010年，在崔健“怒放”演唱会的现场，许多四五十岁的人毫不讳言，是崔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历经求新求变，但崔健最终在市场经济大潮扑来后悄然淡出
从1994年《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开始，崔健的音乐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不断地求新求变，在专辑中加入了许多黑人的、电子的元素。
“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我做像《一无所有》类型一样的歌曲，我不愿意做，如果我做一模一样的话，我在诋毁自己的前一个作品。”崔健曾这样态度鲜明地表示。
市场并没有给予崔健的尝试好的回应，《红旗下的蛋》出来之后，崔健的粉丝明显减少。大多数的人都说：现在的崔健不如早期的崔健了，大家还是喜欢那个唱《花房姑娘》的崔健，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崔健。但刘瑜说：正是从《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才真正成了一个文化英雄……从内容上说，他的歌声不仅有宜泄和抒情，还开始有了责任感；从音乐元素上说，他开始更多地选择更有冲击力的但很难复制的说白。对于那些还想拿着他的歌当下酒菜、唱卡拉OK的老粉丝来说，崔健这种选择无疑是一种背叛。对于把摇滚仅仅理解为“唱歌”的人来说，再也不能跟着唱“一二三四五六七”了，真着急。对于试图在摇滚中被娱乐被安慰被抚摸的人来说，崔健不灵了，他不安慰你。他挑衅你。
在一些人心中，崔健“向着牛B的道路狂奔而去了”，但并未得到大规模公开宣传、商业气息最稀薄的崔健经历了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万众追捧，终究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扑来后于几年间悄然淡出。尽管他并未放弃自己的音乐理想，这些年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所有省份，将现场的摇滚乐进行到底。
崔健再一次在公众视野里醒目露面，不是他又推出了摇滚新作，而是发起“真唱运动”。不管这场“真唱运动”当时有过多大的反响，再度发挥影响力的崔健，已基本与摇滚无关。新世纪以来，整个摇滚乐占流行音乐市场份额越来越少。80年代摇滚的受众是青年，可在这一代以金钱权力等现实功利为理想、对社会现状妥协认同的青年面前，那个充满反思、痛苦、焦灼、激情燃烧的时代，已经渐渐过去了。
●崔健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
很多人都说崔健是一个诗人。谢轶群在《流光如梦》一书中曾经分析过崔健的歌词风格：绝大多数歌曲都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崔健显然深受1980年代“文学热”的熏陶，比之后来的其他歌手，他的文学素养较高，也愿意在音乐中投注思考。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
“我难以离开，我难以存在，我难以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噢，一二三四五六七！”（《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他用简洁练达的语言和歌唱方式直指人心。他在摇滚中注入的立场和思想，使在西方往往有颓废、发泄色彩的摇滚，在中国却参与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这种价值，绝非一般流行歌手和一般大众文化产品可比，崔健后来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并不全是指他是最早公开露面的摇滚歌手，更在那一份后无来者的沉甸甸的历史重量。”谢轶群最后总结道。
文学界对崔健评价如此之高，1996年12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崔健的《一无所有》及《这儿的空间》获选入第七卷（1979-1989）诗类。就连素来瞧不起摇滚等流行歌曲的音乐界，著名作曲家王西麟也早就赞叹：“崔健的《从头再来》写得太好了，它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大痛苦大悲哀，宣泄了我们内心难以描述的生活感受。”
王朔则说：“我看他（崔健）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反映当代的东西是最准的。”
2001年12月2日，崔健接受了荷兰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奖。评委会对崔健的评价是：“音乐界像他这样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位。他是一位硬骨头，是一个不放弃的人，他的心和行为是在一起的。我觉得现在在今天的社会上太难得了，这样的一位艺术家，是值得所有的人尊敬的。”
每年邀请一位当地作家为获奖者写一段文字，也是克劳斯亲王奖的一大特色。那一年，他们特意请著名作家王朔来写崔健。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那段时间又很幸福，以为再也不会失去自己，健康的心灵被可靠地寄托在美丽的地方，如同把钱存在银行想花就去取。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我要指出，崔健的音乐有很大的麻醉作用，他会使我这样不肯承当的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放弃，理想还在，勇气还在，希望还在，只要这种音乐还响着，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毫无价值。上个月，又重新听了很多遍《红旗下的蛋》，感动越强烈，内心越空荡，乃至每次都在歌声中睡过去，一个梦没有，像是在沉沦。”
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徐皓峰说：一个优秀的时代，必然是选优的时代，但大多数时代都是保庸的。一如我们现在的时代。
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也还是有人唱着崔健的歌，期待着他。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摇滚教父”——崔健与中国摇滚二十年》、纪录片《“摇滚教父”崔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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