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修养与书法家素养

国学修养与书法家素养

主持人：张瑞田

　　主持人语：6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艺术学院承办的“国学修养与书法·首届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正式开课。作为对中国社会冷眼观察、客观思考的一员，我内心甚觉慰藉。当代书法家们对文化的轻视与排斥越来越严重了，中国书协与中国人民大学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自身的物质投入，向当代书法家们义务传授国学知识，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读书问学的不可替代性，应该是有战略高度的。这至少说明，花拳绣腿取媚市场的推销及呐喊号叫浅陋无知的行径，被置于审视的层面和反思的层面。

国学的积极意义

□张瑞田　　刘向是西汉末年成帝时的光禄大夫，受皇帝之命校“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总结古代学术工作。刘向死后，哀帝让其子刘歆继承父职。刘歆也是饱学之士，任职后综合群书，编成《七略》，其中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蓝本。后来刘歆根据《国语》编成了《左氏传》。　　刘向、刘歆时代正值经学全盛时期，通经致用风潮甚嚣尘上。钱穆说：“自汉武黜百家立五经博士而经学盛，至刘歆而经学有‘今古文’之争。”（《国学概论》）　　何谓“今古文”之争？钱穆又说：“今古文之别，则战国以前，旧籍相传，皆‘古文’也。战国以下，百家新兴，皆‘今文’也。秦一文字，焚《诗》《书》，‘古文’之传几绝。汉武之立五经博士，可以谓之‘古文’书之复兴，非真儒学之复兴也。逮博士既立，经学得志，利禄之途，大启争端。推言其本，则五经皆‘古文’，由转写而为‘今文’，其未经转写者，仍为‘古文’。当时博士经生之争‘今古文’者，其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置博士弟子，非真学术之争也。故汉武以上，‘古文’书派之复兴也。汉武以下，‘古文’书派之分裂也。而其机捩皆在于政治之权势，在上者之意旨，不脱秦人政学合一之遗毒，非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虽谓两汉经学仅为秦人焚书后之一反动亦可也。”　　钱穆所言的“政学合一之遗毒”颇为值得深思。　　那个时期，尊孔读经的人大多是把“通经”当作“学干禄”（做官）“敲门砖”的，是一些聪明的、向前看的人。在这些人的眼睛里，世界之理都出自经书。研究《易》的学者认为，《易》之理是弥漫于天地之中的，万物的现象无一不是从《易》之理中变化出来，大自然的一切无一不是圣人们看了《易》的卦象而造出来的。研究《春秋》的专家说，《春秋》的第一句就是“元年”，元就是世界的根源，存在于天地之间，为万物的根本，所以《春秋》之“道”是用了元的精髓来正天的端兆，用天的端兆来正王的政事。“致用”最重大的就是政治，汉时人所说的“改制”“封禅”“巡狩”“郊祀”“灾异”“祯祥”诸说和“通经致用”有紧密的关系。我想，这应该是钱穆所指的“政学合一之遗毒”。　　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对这一现象做了精彩的概括，他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利禄熏心，怎么能产生伟大的学者？将学问之事和政治挂钩，怎么有真理可言？言行不一致，满口仁义道德，一腹男盗女娼，怎么能承载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通经致用，我们明白了通什么经、派什么用，无非是以阴阳五行之口，说一些可以换来“干禄”的假话、慌话、虚话。　　儒学成为高头讲章的时候，佛道两教进入我们的世俗生活。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随之道教也兴盛起来。唐宋政府把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唐宋儒者为了应对佛道两教的影响，开始对儒家思想文献进行梳理。韩愈、李翱、程颢、程颐对《大学》《中庸》高调提倡。韩愈、李翱发现，《大学》《中庸》有能力与佛道心性理论对抗，也能发掘出儒家理论体系。韩愈的《原道》提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到孔孟的“道统”，可以应对佛家的“法统”。他明确说明，佛道所讲的道德是缺乏灵魂的词语，儒家道德学说所提倡的仁义才是精神根本。他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但是粗线条的。南宋朱熹从30岁开始深入研究《论语》《孟子》，43岁写出《论孟精义》。之后，朱熹以《论孟精义》为基础，提炼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60岁时，朱熹觉得所作《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值得推敲了，才提笔写序。　　朱熹告诉我们，读《论语》要看到孔子对修身的重视，孔子说得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拓展了孔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强调“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修身方法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也讲诚是修身之本——“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试图做到“诚”，需“反求诸其身”，提出“君子必慎其独”的修身方法。　　“国学修养与书法·首届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的办班目的和招生方法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它号召当代书法家读“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开阔文化眼光，普及当代青年书法家的国学知识，“修己以安人”。第二，它以书法创作业绩为入学条件，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第三，学员免费入学，目的是“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我当然知道，光是这一个“国学高研班”不能即刻解决当代书法家文化修养与人格修养的缺失，但我相信，这是号角，它会让我们看到进步的方向，明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尚书》）的道理。

国学与杞忧

□李敬东　　前不久，听到友人赴京参加“国学修养与书法·首届全国青年书法创作骨干高研班”的消息，由此，我便开始关注他的“国学”行踪。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书法复兴到急速转变成书法热潮涌起，尤以“国展”为重，各种书法赛事频繁举办。经过不到十年的书法运动，推出一批又一批书法展览精英，并逐渐发展成为书坛的主流群体。　　近十多年来，中国书协连续举办了四次书法最高级别展事——“兰亭奖”，已经成为书法爱好者群体仰视热望的目标。还有书法“三名工程”五十家，据言每位作者荣膺这一殊荣的同时，将获得税后16万元奖金。不能不说，书法的复兴与繁荣成全了站在金字塔上端的少数书法家。但他们在心安理得摘取荣誉、获取奖金之后，是否会想过：他们行走在书法这条康庄大道上，将会走出多远？不言而喻，当今文化的缺失是书家的软肋，书坛学者型书家缺席，书家疏离于书学本体，更遑论字外功！这使得书家等同于写手，不停地游走于日趋泛滥的江湖盛会。我似乎还记得，全国首届“杏花村”杯电视书法大赛有现场文化测试环节，许多书家在综合素质天秤上失衡，某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名家也乱了方寸。他在解释王羲之《十七帖》时说，《十七帖》是王羲之写的17封信。此言一出令活动现场的众多观众大失所望，这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书家么？同时，还有很多获奖书家在文化测试时，“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现场出糗，让人啼笑皆非。此时，有识者开始呼吁书家应重视文化积累，提倡国学修养。林岫先生说：“书法家首先应是个文化人。”看来书家面临文化贫乏、学问缺失，真正需要进入恶补文化的阶段了。接下来，一些书家在取得一定的成绩后，马上转向考研读博，拓展自身在书法领域的宽度。也有一些书法爱好者，以书法为乐，不断临池，勤于著述，默默耕耘，鲜去问鼎学历和标签。我认为，这些书法爱好者是可敬的，这种平常心和淡然的超脱值得鼓励和赞赏。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还处于社会的底层，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也许有人会问，国学是什么？文化对于书家真的那么重要吗？多年前熊秉明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在书坛引起轩然大波。他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当这一说法传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论者持反对意见，批评熊氏语出偏颇，难成定论。反驳熊氏者诘问道：“如果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那么国学的经、史、子、集是什么？”毋庸置疑，经、史、子、集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国学要在诸多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应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国学是不同于西方观念的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要具有一种求道的精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平生从未就读某所高等学府，青年时期在乡村教学之余研究经学和历史，著述一部《先秦诸子系年》，为他日后成为国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之中心及特质仅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性道合一”。这四个字语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国传统常说“道术”，“道术”二字本应是一条路，如果强分开来解，“术”是指技术，对书法而言，“术”即是技巧，用笔和结字方法、谋篇布局的能力体现。而“道”是教人从这条路的一端到达另一端的精神指向，并不是把人由这　　样变成为那样。《中庸》讲“修道之谓教”，可见教育是一种非术，与道术的同一目的是一种指向、一个目标，二者交合一处，不能须臾分开。　　现在，也有将传统国学异化为所谓“新国学”的提法，这种倡议本身颇令人怀疑。当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时，学界早已持驳斥的态度。在现实世界中，既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新”，也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旧”。文化不应是唯物的，不像一张桌子、一只茶杯，可以论新旧。文化有其内在的生命，如一棵大树被连根斩断，而栽下的种子依然还可以成活。大树被毁掉了，但文化种子的延续不能断绝。对于书法家而言，国学课的恢复是必要的，它为书坛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书法家在补课的同时就是埋下一颗文化的种子，暂且不用去催肥，也不要揠苗助长，它只需要良好的土壤和相应的气候温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环境是绿色的，一切皆有可能。

弘道养正追寻新境——参加首届国学高研班随感

□曲庆伟　　历时一周时间的国学高研班面授结束了，作为来自基层的普通学员我感触颇深。通过这次对国学经典的学习，我再一次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洗礼，学习的过程虽然非常紧张，有时还觉得疲惫，但内心却感到无比充实。我想，对此每一位学员都会深刻地体味到。　　中国书协举办这样的高研班倡导学习国学、倡导读书，用来提高骨干作者的传统文化修养，修正不正确的审美价值取向，这是一场润物无声的细雨，让我们每个人得到了心灵滋养，也一定会潜移默化地对我将来的书法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次学习，我对这些年来的学书道路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反思。　　七天的课程紧张而有序，每一堂课都是一次文化大餐，让人难忘。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先生和沈鹏先生都八十多高龄了，身体都不好，可为了我们这个国学班，还是来和我们学员见面，令人感动。欧阳中石先生用一个书法教育家的视角来给我们解读书法。他说，书法是中华文化起步的一门学问。汉字表情达意，书法是把汉字表现出来，要遵循“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的十六字原则。以我粗浅的理解，这是先生给年轻的书法作者提出的殷殷希望。书法首先是实用的，要传承文化思想，要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重。先生更强调前者，“切时如需”就是书法不能脱离实际，要随时代的需要焕发新的活力。我们这一代书法作者要有文化担当，要潜心学习，提高修养，不仅要做书者，更要做文化的传承者。沈鹏先生以诗人的情怀为我们讲解读书的重要性，娓娓道来，语重心长。他告诉我们，读书对书法不能马上有用，可从长远看却是非常有用的，会体现在个人的思想境界、美学修养等诸多方面。《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读书多，未必能写出好诗；能写诗的人，未必读了很多书；但非读书，不可使诗达到很高的境界。诗书同理，不读书加强修养，其书法艺术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学习传统文化要以怀疑的态度去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等。欧阳中石和沈鹏两位老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时代的高度，他们深厚的学养、精湛的书艺，让听讲的每个人都深深受到感染。　　国学经典的解读，让我明心见性。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和宋志明两位教授从宏观角度为我们钩沉了儒学发展的历史和变迁。从体现中国文化人群体人格理想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老庄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的思绪在经典中徜徉。人大国学院的专家陈璧生、张齐明、梁涛、林光华分别为我们解读了《论语》《大学》《中庸》《老子》《庄子》，让我对儒家文化、老庄哲学与艺术的联系渐渐有了一点点感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修艺先重德行，是为人生而艺术，及其究竟，亦可以融艺术与人生为一体。真正伟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对人生社会必能有所贡献。从老子“致虚极，守静笃”到庄子的“心斋”与“坐忘”，我们可以找到老庄哲学的艺术共感。庄子所追求的道正是最高的中国艺术精神，无论是濠上观鱼、鲲鹏展翅还是庄周梦蝶，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给我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为以后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儒道互为表里，都是为人生而艺术，这也是中国艺术的正统。我们潜心去追慕国学经典，敬畏古人，继承传统，就是真正找到了学习的正确道路。（由于篇幅所限，详见《中国书画报》第60期第6版书法版“论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