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傅增湘与《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纂修于明永乐年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类书。它引书七、八千种,其中有很多到现在已经失传了,有的即便流传下来,也多有脱文。因此,《永乐大典》对于我们研究明初以前、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典籍具有重要的价值。可是,《永乐大典》在民国以前一直以写本的形式流传,始终没有付之梨枣,故而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对《永乐大典》给予了诸多的关注,倾注了许多心血。笔者拟从收藏与著录、辑佚、影印、研究等四个方面对傅增湘先生与《永乐大典》的关系加以阐述,从而揭示先生为保存、保护与研究《永乐大典》所作的贡献。

　　1傅增湘与《永乐大典》的收藏与著录

　　《永乐大典》于明永乐六年(1408)修竣,书法家傅增湘与《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凡例并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每十册一函,分装一千一百多函。明嘉靖时期又抄录副本一部。明末,正本毁于战火,而副本得以保存下来。[1]到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2]进入近代以来,《永乐大典》的遗失速度日益加剧。据缪荃孙的记载,光绪元年(1875)时,储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数量不及五千册,而到光绪十九年(1893)时则仅剩六百余册,经过庚子之乱,只存三百余册。[3]《永乐大典》大量从宫中流散到民间之后,成为藏书家们关注的重要藏品之一。

　　民国时期正值烽火连天、社会动荡之际,许多藏书家所藏的《永乐大典》因种种原因渐渐散出,在北京的书摊上时常能够见到《永乐大典》的踪影。作为著名的藏书家,傅增湘先生也十分重视《永乐大典》的收藏。他利用自己身处京津地区、能够及时掌握古籍散出信息的优势,多方搜访《永乐大典》,尽自己的最大经济实力购买收藏。他先后收藏过六册《大典》,分别是《水经注》四册、《南台备要》一册、《诗话》一册。不过,后来《水经注》、《南台备要》等五册被迫出让,以济家用,《诗话》一册则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毕竟自己的实力有限,为了给这些珍贵的善本找到一个妥当的藏身地,傅先生更多地是介绍自己的朋友、特别是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购买收藏。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中,两位先生提到书法家傅增湘《永乐大典》达数十次,主要内容是协商购买新出《永乐大典》事宜。[4]现将其中所涉及的《大典》诸卷、册条分述如下:

　　在1912年10月5日致张元济的信中,傅先生谈到:“都中见有永乐大典一册。系学字号。系三万一千九百八十四、五卷索价五十元。不肯减。又有十灰韵崔字(皆崔姓小传。)一册。索二百元(又一人持来。)。则不能议值矣。学字册内所载皆历代设州郡县学之文。吾辈览之尚有味。不知公欲之否。”

　　在1914年6月24日致张元济的信中,傅先生谈到:“外永乐大典三册。遵命购得。其价已问伯恒兄取用可一百五十元。村字一册似更佳。此外如有佳者再为购一册。以足四册之数。但可遇不可求耳。”同年9月22日,傅先生在致张元济的信中又谈到:“又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画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公如收入楼中。亦罕见之秘笈。忠传一书未见著录。亦无撰人名。第此册索价至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同年9月27日,傅先生在信中又谈到:“又有大典一册。乃杭字。皆记杭州宋时风俗物产。如武林旧事、西湖老人蘩胜录(此书不见著录。有十余叶。)。均佳。但亦索百元。购否。”这两册《大典》后来皆为张元济先生所收。

　　在1918年9月19日致傅增湘的信中,张元济先生谈到:“宝瑞臣同年收得大典可以见让。闻之甚喜。如经世大典可以联贯。或不联贯而章节各有起讫者。弟愿全得之。其舆图两册如绘图精细者。亦祈并购。”是后,张先生又在9月23日、10月3日、10月10日等信中与傅增湘先生商谈购买宝瑞臣所藏《大典》事宜。不幸终未能如愿。10月12日信:“昨日肃奉一函。方谓永乐大典五册必已由尊处代为购到。乃今晨得伯恒言。谓得公电话已经售与田中。书共八册。得价千元云云。闻之不胜懊丧。经世大典在我国已不可见。今竟有三册之多。流入东邦。殊为可惜。”

　　在1925年8月10日致傅增湘的信中,张元济先生谈到:“永乐大典仓字四册自可留。湖江两册木老及刘蒋诸君必可留。惟光字二册甚无谓。鄙意每册如在一百二三十元之间。敝处可以购留。祈代谐价。”又9月5日信:“再前示永乐大典数册。近来有无谈及。甚以为念。”又10月5日信:“大典仓字号三册。如文友肯让。弟愿出伍百元。姑妄言之。乞便中一探。”又11月3日信:“又代购永乐大典两册。均收到。大典略阅过。并无经世大典字内。大约均在许君耆所收之内。捷足先登。殊为可惜。”

　　从这些来往书札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这些《永乐大典》的流传过程,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后来能够收藏二十余册《永乐大典》,与傅先生的努力不无关系。

　　傅先生曾经眼《永乐大典》不下数十册。[5]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些人间珍宝一生又能经眼几次。因此,傅先生十分珍惜每一次机会。在经眼每一册《大典》时,他通常会作笔记,著录该册的详细特征。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傅先生共著录了二十一册《永乐大典》。傅先生著录的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卷数、韵目、内容、册数、引用书目等,有的还著录四库馆臣的签出单和书末的官衔名单。书法家傅增湘通过傅先生的著录,我们就大致可以把握该册《大典》的内容、价值等情况。

　　2傅增湘与《永乐大典》的辑佚

　　《永乐大典》在引用古代资料的时候,往往是整段、整篇甚至是整部书地抄录,其中所引用的古籍很多在后世已经失传了。因此,《大典》保存了众多的佚书、佚文。辑佚便成为后人利用《永乐大典》的主要内容之一。傅增湘先生对《大典》的辑佚比较关注,其编纂的《宋代蜀文辑存》收录了不少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文。

　　近代以来,战乱频仍,众多典籍毁于战火。出于保存地方文献的考虑,这段时期藏书家们非常关注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丁丙的《武林掌故丛编》,刘承干的《吴兴丛书》,陆心源的《湖州丛书》等等。傅增湘先生出生在四川江安,因此他对蜀地的乡邦文献非常关注,《宋代蜀文辑存》一书的编刊是其集中表现。[6]

　　傅增湘先生“后阅《宋史》,见吾蜀人名登列传者至一百五十余人,其人类以政治、学术有名于当代,设纂辑其遗文,汇为一编,扬蜀国之光华,即以彰一朝之文治,岂非不朽盛业乎”。[7]于是,他大量阅读正史、地方志、奏议、类书等,从中辑录宋代蜀人遗文。经过十六个寒暑之后,该书终于编辑完毕。全书共一百卷,收入450余名作者的2600多篇文章,有宋一代蜀人的遗文几乎网罗殆尽。

　　《永乐大典》中保存了丰富的蜀人著作,“四库所存两宋蜀人之集不越三十家,且有本集久亡而由大典辑出者又居其半”。[8]因此,《永乐大典》是傅先生辑录宋代蜀人遗文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一方面,傅先生在赵万里先生(字斐云)的帮助下,大量获得《大典》中的蜀人遗文,“今卷中《永乐大典》遗文及外省方志录出者,多斐云代访所得也。”[9]另一方面,傅先生也亲自动手,从《大典》中辑录遗文。书法家傅增湘与《永乐大典》民国二十四年(1935),先生从涵芬楼中借得3册《大典》,分别是卷3525、3526九真韵门字册,卷14384四霁韵冀字册,卷21983、21984七药韵学字册,从中“抄得蜀人诗文及蜀志数十条”,并将之收入《宋代蜀文辑存》中。

　　据笔者初步统计,《宋代蜀文辑存》共收录从《大典》中辑出的18人82条佚文,包括王1条、范镇2条、邓绾1条、刘泾1条、韩驹1条、樊汝霖1条、张浚45条、冯时行4条、虞允文2条、史尧弼1条、王灼6条、张1条、任希夷2条、李壁9条、薛绂1条、吴冰1条、牟子才1条、家铉翁2条;涉及《大典》23卷:卷905、907、917、919、2950、3525、3586、3587、4936、7238、7241、8339、8430、9763、10539、10876、10877、10889、13074、14049、14050、14051、20300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引卷8430、20300未见著录在张忱石先生的《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中。[10]如果两卷原书已不存于天壤之间,则傅先生厥功甚伟。

　　3傅增湘与《永乐大典》的影印

　　在《永乐大典》编竣后,永乐皇帝曾经计划再抄写一部,授之梨枣,刊刻流行,但是终因耗费巨大而搁浅。[11]明万历三年(1575),南京祭酒陆可教上疏请求刊刻《永乐大典》,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不过此事后来还是不了了之。[12]到清代,尽管许多从《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以及《大典》的目录都先后得以刊刻,但是仍然没有将《大典》一书刊印出来。因此,终明清两代,《大典》始终以写本的形式深藏秘阁,世人难见真容。直到民国时期,《大典》的部分卷册才陆续得以刊印,化身千百,广泛流传。[13]

　　民国五年(1916),商务印书馆出版丛书《涵芬楼秘笈》,其第一种书《忠传》即据《永乐大典》卷485—486影印。孙毓修在书后的跋语中提到:“此以有图,即用原本缩印。自来大典本无以原本影刻者,此殊别开生面云。”此次出版尽管只是缩印,但是已开刊印《永乐大典》的先河。

　　民国十五年(1926),傅增湘先生将自己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影印出版。在该年10月11日致张元济先生的信中,傅先生谈到:“《永乐大典》拟在京印行,其书为台字,乃元时《南台备要》一书,似无刻本,照原式尚美观,若大小图书馆各存一分,亦可销二百部。且书名吉祥,似可作礼品,十元一部似尚易举也。”与之前商务印书馆缩印《大典》不同,傅先生此次准备按照原样仿真影印出版:“纸幅阑格,书衣签题,一仍原式,庶几得此影本者,犹有虎贲中郎之似也。”[14]《大典》的影印由京华印书局承担。当时恰好有重印《四库全书》之议,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以便在承印《四库全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京华印书局精选良工,全力以赴完成《大典》的影印:“故纸如玉版,厚若梵夹,朱墨灿然,锋颖毕存,至为精美。除书衣易以棉纸裱褙为草板纸夹,又绢色年久转红外,骤视之几与原书无别。”该册书印制之精美是空前的,以致多年后出现奸贾利用此册书作伪冒充原本的现象:“故黠贾往往以此册撤去书衣,揉损纸幅,水渍尘污,斑驳满纸,冀充原本以欺人。余频年阅肆,所见不下三四册。近者,乡人白坚甫亦为所绐,余笑出原本示之,始恍然自失。”对此,傅先生也不由感叹到:“虽作伪心劳,然亦可见此册摹印之精审也。”[15]

　　傅增湘先生此次影印《永乐大典》,一方面使其中的秘笈得以化身千百,泽惠学林,而另一方面,由于采用原样仿真影印,学者们可以借此了解《永乐大典》的装帧、尺寸、编辑体例等等,这对于推进《永乐大典》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书法家傅增湘与《永乐大典》应该说,傅增湘先生是第一位将《永乐大典》按照其原样仿真影印出版的人。此后,1959年中华书局、1973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上海文化局和上海图书馆、200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都先后仿真影印出版了一册《永乐大典》,而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六十三册《永乐大典》,则将《大典》的仿真出版推至极致。

　　4傅增湘与《永乐大典》的研究

　　傅增湘先生不仅积极收藏与著录、影印出版《永乐大典》,从中辑录佚文,而且还对《永乐大典》进行了广泛、精深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傅先生所撰写的《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两部书当中。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管窥一二:

　　4.1指出《永乐大典》的错误

　　《永乐大典》自身是否存在错误,这个问题此前似尚未有人谈及。傅先生可能刚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影印永乐大典台字御史台二卷跋》中,没有提到《大典》中是否存在错误。后来,他用明弘治李瀚本《秋涧集》的《乌台笔补》与《大典》本《乌台笔补》相比较,发现《大典》本有两处严重的衍文:一处是在《大典》本第55条《主簿例》的“管辖台中杂务公廨厨库”句中,“衍文凡占二叶又十四行之多”;一处是在第58条《差监察例》,其前误用朱笔标篇名“中书堂事记”五字。“此两处衍文均为《大典》本之巨谬”。[16]傅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提醒我们,在利用《永乐大典》时应该秉持辨证、谨慎的态度,切不能盲信。

　　4.2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始于明代的观点

　　《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最早始于何时呢?现在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乾隆初年李绂、全祖望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古籍是《大典》辑佚的先声。[17]其实,傅增湘先生对此问题早有精到的论述。民国二十九年(1940),傅先生在认真研究抄本《太玄经》的基础上,认为“此书原本用竹纸,界以朱阑,半叶八行,与《大典》格式同,钞楷虽未为工整,然审其笔法似为明季清初所写,可知从《大典》中采辑佚书前已有人为之,固不始于乾隆之四库馆,此亦书林谈往者不可不知也。”[18]第二年,先生在《永乐大典跋》一文中进一步谈到:“余尝见明刻《书判清明集》,序中言自《永乐大典》钞出付梓,是知搜取遗书,明代已启其端。”[19]傅先生的这一观点将《大典》的辑佚时间从乾隆时期推前到明代,这对于我们研究《大典》的辑佚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4.3揭露四库馆臣辑佚的弊病

　　清乾隆年间,高宗设立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并采纳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编入《四库全书》。这是迄今为止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永乐大典》辑佚工作。最终,《四库全书》收录的《大典》本古籍达三百六十五种,另有一百六种列入存目中。[20]经过此次辑佚,馆臣们认为《永乐大典》“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可不复道”,只是考虑到“然搜罗编辑,亦不可没其创始之功”,才将此书列入四库存目当中。[21]

　　对于四库馆臣辑佚工作的评价,清代学者往往褒奖有加,而对于其工作的失误之处,未见有人述及。民国时期,郭伯恭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当时四库馆臣之辑佚工作,仍多遗憾,已为不可掩之事实,复以述作之旨趣言之,而馆臣又未忠于所事,则《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缺点之多,可想而知之矣。”[22]遗憾的是,郭伯恭先生并没有列举详细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民国二十九年(1940),傅增湘先生从史宝安处购得一册《永乐大典》。该册共三卷,包括卷八百二十一至二十三,韵目是“二支”,韵文是“诗”字,共引书二十种。傅先生对本册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发现《敬斋古今[黄主]》、《牖闲评》、《爱日斋丛钞》、《考古质疑》四种原书早已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刊入聚珍版丛书中。傅先生将这四种书与聚珍本相比较,发现聚珍本存在严重的漏辑现象。其中,《敬斋古今[黄主]》《大典》引二十九则,书法家傅增湘与《永乐大典》而馆臣所辑录的聚珍本只有三则,且夺二十九字;《牖闲评》《大典》引四十则,而聚珍本只有一则;《考古质疑》《大典》引三则四千余字,而聚珍本全失收。在分析馆臣漏辑的原因之后,傅先生感叹“然《大典》辑出诸书蹈此弊者正多,无足怪也”。[23]

　　因此,尽管四库馆臣已经做了大量的辑录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仍然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永乐大典》并非“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对它的辑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民国时期,兵革满地,国家多难。在此之时,傅增湘先生为保存、保护与研究《永乐大典》这一民族瑰宝而辛勤奔波、呕心沥血:先生收藏《大典》,使秘籍得到呵护;先生著录《大典》,使后人由此得窥其一二;先生从《大典》中辑录佚文,使其价值得到体现;先生影印《大典》,使之化身千百,嘉惠学林;先生研究《大典》,还《大典》以真实面目。通过傅增湘先生与《永乐大典》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傅先生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强烈的责任感与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