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翰：逃课是自由的象征

　　进大学“毁”人不倦已有四年，我没有点名习惯，盖因自己就是个逃课大王，所以觉得自己大约没有点名的资格。

　　我倒也并非从来不点名，我记性实在太差——我的记忆力主要用来记笑话以及和孩子们交往的快乐，其他一概记不住——当然要是有个爱人，也会记得她。这记性差得使劲背三天，也不见得记得住人名，所以有时点名完全是为了认识同学，于丹教授的学生说于丹教授能叫得出她教过的所有学生的名字，如果这是真的，那于丹教授真是令人佩服，尽管对她解读的论语，我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我如果点名，每次都是信誓旦旦地告诉同学们，那是为了认识他们，生怕他们误会，有同学心里一定会嘀咕：谁知道真假？人不来听你的课，你真的没有一点不快？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一点不快，反倒是有点替他/她遗憾，因为相比而言，与学校里大部分场所比，我想，我的课堂至少还是个比较快乐的地方。

　　不过，人都有虚荣心，教师的虚荣心往往还比一般人更强烈——如果伊想成为一个好教师的话。所以，听课人数的多少有时确实会影响教师的上课情绪，不过，即使听课人数再少，一个有尊严的教师是不会用点名去强迫人来听课的。《围城》里说方鸿渐刚刚去三闾大学当副教授的时候，也不点名，后来学生越来越少，他就又忍不住想点名，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不点，不过，说实话，我的心理素质比方鸿渐好多了，课堂人数再少，我也不会想着要点名。

　　教师这种不点名的自尊，不仅仅是自尊，伊不点名也是尊重学生的选择自由。因为大学生是成年人，不是小学生，小学生可能需要一定意义上的管束，但是大学生主要依靠自觉，只有那些不懂得自尊，也不懂得基本教育理念的教师才会热衷于课堂点名，在我眼里所有热衷于课堂点名，以保持听课人数的大学教师，都是不懂最基本教育理念的。北大即使有千般不好，但有一点可能是其他许多大学做梦也没有的自由，我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除了那个现在曝得大名的巩献田教授酷爱点名，其他老师，我真不记得谁是要点名的。

　　有回上课，我发现，今天课堂爆满，于是心里窃喜，以为学生们很自由地热爱我的课了，到第二周，我才晓得原来他们是被学校逼着来上课的，说是擅自不来听课，便要如何如何，大约是后果不堪设想之类的意思，因为这几天校方的婆婆要检查媳妇儿的作业。后来校方还给了一份学生名单，说是要老师点名。我跟同学们说，“我不会点名的，我丢不起这脸，如果自己讲不好课，还要逼人听课，这岂不是双重不人道？没人听我的课，我固然伤心，可我的课要是都得动用权力才有人听，那我就更加伤心。我不尊重你们，就是没有自尊——逃课是你们的自由，如果点名是为了保证听课人数，那我就没有点名的权力，因为我没有逼人听课的权利。”

　　我甚至怂恿学生，建议他们只要觉得自己不想听我的课，就不必来，时间宝贵，浪费不起，如果当年我在北大不逃课，我怎么能比别人有更多看书的时间呢？

　　大学本应该是个培养健康、自由、高贵心灵的地方，可是，目前的中国，还有太多的制度因素、环境因素、人为的因素，坚决地要把大学办成中学，甚至小学。

　　大学——我刚前天讲课时候说的——就是学习所有伟大精神的地方，不然何以叫大学，又有什么资格称大学？为了保证听课人数的课堂点名，这么猥琐的行为，我以为离伟大很遥远，虽然不点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更谈不上伟大，它只是一个大学教师应有的最基本的自尊和对学生——作为成年人的学生的人格尊重，是大学教育伦理的底线，它于我就是个戒律。

　　因为，逃课是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