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应潭柘寺镇鲁家滩村委会之邀，参与编写《鲁家滩》小册子时，对“徐增寿”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墓地位于鲁家滩村西约1公里处，当地群众称之为“北楼”，系“碑楼”之谐音。据当地群众讲，墓地原来有华表、碑亭、石羊、石马、石文武官像等，但毁于“文革”之中，现仅存残石马及荫荫青松。在座谈走访中得知，村民高满囤家有一块方形的石碑，而且是从北楼那搬回来的，于是我来到高家，在其院内的做饭棚内见到了灶台旁用来搁放杂物的那块石碑，挪开杂物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墓志铭，当即进行了捶拓。回来后对拓片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该墓志铭的主人是徐延德。徐延德“字用修，号敬斋，其先祖凤阳府凤阳县人”，生于“正德甲戌年（1514年）七月十一日”，“年十六即袭公爵”，曾任左军都督、神机营中军都督等职，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十二日逝， 享年“仅五十有四”，“隆庆戊辰年（1568年）正月初九日葬于阜成门外马鞍山祖茔之次”。我又到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查找1958年普查表的详细资料，由于该资料中心刚刚搬完家，资料还没有进行整理，一时无法查找，该中心的孔老师给我找来一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的金石拓片图录，我从中找到了该墓地碑亭中所立的《定国公 徐氏神道碑文》的拓片，立即复印了回来。
回来后。我又重新对《明史徐达传》进行了仔细的阅读，《明史徐达传》中载：徐达“子四，辉祖、添福、膺绪、增寿”。“增寿以父任仕至左都督。建文帝疑燕王反，嘗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帝觉之，未及问。比燕兵渡江，帝诏增寿诘之，不对，手剑斩之殿庑下。王入，抚尸哭。即位，追封武阳侯，谥忠愍。寻进封定国公，禄二千五百石。以其子景昌嗣。”我又翻检博物馆馆藏文物总账看看是否有关实物资料，没想到还真的找出一块“荣禄大夫上柱国定国公徐氏墓志铭”的残块，上载“……忠愍克肖中遇非命……命公嗣封。”墓主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正寝……以卒之岁九月九日葬宛平县京西乡黄家台之原。”而《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中载：“正统二年七月乙未，以顺天府宛平县京西乡民地六十亩，造定国公徐景昌坟，命有司除其税粮。”而《定国公徐氏神道碑文》的拓片中载：我大明勋臣首称徐中山王达事载本传卒葬锺山……定国公讳增寿，姓徐氏，凤阳人，中山王次子也。从高皇帝征兒不花，累功授左都督。洪武末靖难，兵抵留都，增寿死焉。文皇帝以其乃心王室，功在社稷，而身膏锋镝，震悼甚于诸死事者，赐葬锺山。谥忠愍、追封定国公。带砺之盟爰及后裔，子景昌袭父爵。”墓志铭、神道碑、《明史》、《明实录》死者相互吻合，由此得知墓主人是徐景昌，而非徐增寿，因为徐增寿赐葬于锺山，所以说鲁家滩定国公家族墓地的第一位墓主是徐景昌。徐景昌，永乐二年（1404年）六月袭定国公爵，统领禁军从南京护驾至北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徐景昌因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不服朝教，屡被弹劾，明成祖朱棣无奈而削其公爵并停其职。洪熙元年仁宗又恢复其爵位。那么鲁家滩定国公墓地到底埋了几代定国公呢？据《定国公徐氏神道碑文》载：“文皇帝北都燕卒赐葬燕之马鞍山，追赠寿功也。景昌生显忠、显忠生永宁、永宁生世英、世英生光祚，凡五世皆统禁兵宿卫参枢务。卒葬马鞍山。”据《明史功臣世表》载：第一代定国公是徐增寿、第二代是其子徐景昌、第三代是景昌子显忠、第四代是显忠子永宁、第五代是永宁子光祚、第六代是光祚子延德、第七代是延德子文璧、第八代是文璧子希□、第九代是希□子允祯。共传九代定国公。现已知徐景昌、徐显忠、徐永宁、徐光祚、徐延德五代定国公埋葬于此，徐文璧、徐希□、徐允祯、三代定国公是否埋于此，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发现。
通过一系列的广泛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研究考证，基本上弄清理顺了鲁家滩村定国公家族墓地的沿革，从而推翻了原定为“徐增寿墓”结论，我写出了《门头沟发现明代墓志铭》一文，发表在1998年9月30日的北京日报上，得到社会上的认可。此次的考察发现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搞学术研究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脚踏实地去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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