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乱笔》系列作品。
天价艺术时代
空旷的画室，一块巨大的空白画布前，艺术家曾梵志对着拍摄他的镜头做了个鬼脸，然后爬上升降梯，像个粉刷匠一般拿起大画刷，开始左右挥舞，混乱的线条与丰富的色彩叠加在一起，渐渐爬满整张画布。镜头一帧一帧记录下他作画的过程，快进的动作看起来像是某种舞蹈，最后他停下了画笔，站在巨幅画作前。看上去他在欣赏这幅作品，也在欣赏自己完成作品的过程。这是曾梵志近年“乱笔”系列的一幅。
曾梵志是一个充分体现中国艺术界推销文化的艺术家。他的名字与天价拍卖紧密联系在一起—2021年秋季拍卖，曾梵志的两幅代表作品接连被拍出了过亿的价格，其中10月5日的香港苏富比四十周年晚间拍卖上，“面具系列”作品《最后的晚餐》以1.8亿港元(约合1.42亿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目前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天价新闻也带来争议：人们批评他的艺术性，质疑拍卖的公正性;在中国艺术界艳羡的窃窃私语中，曾梵志有他的努力和天赋，不过他更多的是善于自我经营和幸运。
△曾梵志《最后的晚餐》拍卖新闻视频。时长：32秒。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当今的艺术环境时，曾梵志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这句话。
从市场和人们的关注度来说，这的确是中国艺术最好的时代。根据艺术市场数据研究公司Artprice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凭借40.78亿美元的总成交额成为全球第一。与此同时，拍卖市场天价频现，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写实派画家靳尚谊分别在2021年的拍卖市场上刷新了个人作品拍卖价格纪录。曾梵志的作品则是这种天价市场中的一座飘着旗云的高峰。
天价频出也造就了“最坏的时代”。“都来买你，你就变成生产了，最后就完蛋了。”曾梵志说。艺术已经沦为金钱的奴仆，并不是新鲜的抱怨，但这种情况如今尤甚，《纽约时报》艺术批评家霍兰德·科特(Holland Cotter)在2021年初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艺术产业意味着高价画廊、拍卖行与掌握艺术市场的收藏家们之间的联系，而艺术市场又以充斥各种来路不明的钱而出名。从权力的角度来说，权力分配的比例是颠倒的，以至于艺术界的基本功能已经沦为劳动力源头。”曾梵志在拍卖市场的迅速崛起，是这种金钱与艺术纠缠关系的中国版本。
△画家曾梵志。
曾梵志称，得知作品被拍出了高价，自己很矛盾。“高兴不起来，因为它刺激了这个行业，会有很多人惊喜，会有很多人有怨气。”曾梵志表情真诚地说，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也很好，但不一定能够卖得出钱，他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价格刺激到这些艺术家。
时代裂核下的艺术特异
曾梵志在湖北美院油画系读书期间，就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有一点超前”，常常奇怪“这些人怎么画这样的画?”他回忆起上大学的时候每年去黄土高原或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而他不愿意去画少数民族，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
“我当年创作的作品就是画我自己在城市里对生活的感受。我觉得生活就在我的身边，不用跑到别的地方去体验。”曾梵志皱了皱眉头说。正是在那个时候，曾梵志根据自己在城市中的观察，创作了《肉联》系列和《协和医院》系列，这被他概括为自己第一阶段的作品，分别表现武汉酷热夏天肉店工人躺在冷冻肉上消暑的景象和他住家附近的协和医院里病人就医的场景。《肉联》中大量使用的红色和人与肉带来的视觉冲突，《协和医院》中展现出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不安，都传递着艺术家目睹这些场景后的内心感受，而这两个系列中人物夸张的大手和空洞的表情也渐渐成为了曾梵志后来作品中的个人特点。
△曾梵志《协和医院》系列作品。最近8年时间，价格狂飙100倍。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首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都市化蜕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这里交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这里碰撞，城市里充满了投机者、成功者和无法顺应潮流的失意者。环境的改变和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冷漠冲击着艺术家的内心，并被他表达在了自己的画布上：他给画中的人物戴上了面具，而“面具”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摆姿作态的表面下暗藏的焦虑与孤独。
“他的作品有一种一个人对现代社会的疏离感，一种异化的痛苦感。”艺术评论人及策展人鲍栋在接受采访时说。艺术家皮力则在2007年一篇名为《从道德的对抗到创造的对抗》的评论文章中点评：“这些作品中幽默与焦虑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交织着，而这些正是都市化生活所赋予我们体验的两极。”
△曾梵志《面具》系列作品之一。
“面具”开启了曾梵志第二阶段的创作，并成了他这一时期作品中的重要符号，也一度成为曾梵志个人的艺术标签，让他开始获得市场的认可，也让曾梵志真正进入国际视野。
1990年代中期，曾梵志结识了香格纳画廊的老板劳伦斯·何浦林(LorenzHelbling)，画廊把他的作品挂进了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1998年，一位美国游客看上了这里的两幅曾梵志画作，并以1.6万美元每幅的价格买下了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画家的作品，其中一幅便是2008年拍出天价的《面具系列：1996No.6》。
△曾梵志《面具》系列：1996No.6。
同样是1998年，佳士得拍卖行以尝试的心态在伦敦拍卖会上推出了曾梵志的两幅油画。虽然价格均低于8000美元，这两幅作品仍然遭遇流拍。而到了2012年11月，香港佳士得又一次推出这两件流拍作品中的一件(《面具系列：No.10》)，最终以750万港元成交：14年间价格上涨了107倍。
曾梵志作品在拍卖市场的轨迹也暗合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崛起。自2003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开始升温，并受到了国际藏家的青睐。凭借鲜明的个人特点和作品中的“中国符号”，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四位艺术家率先在拍卖市场上用价格叫响了“当代艺术F4”的称号，并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明星化”的时代。
作品价格持续飙升
2003年至2006年，曾梵志作品的最高价格记录上升至550万左右，2007年首次突破千万，而一幅《协和医院》系列作品同年10月在伦敦拍出了276.4万英镑(约合4146万元人民币)高价。在创下08年7400万的记录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当代艺术市场价格整体下挫，曾梵志的作品仍稳步上涨，平均维持在3000万至4000万。2021年，共有100多件曾梵志的作品出现在市场上，成交率达82%。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价格屡创新高的情况，曾梵志评价说：“你作为艺术家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控制它，所以我也不敢去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测。当然我从内心是希望它越来越健康。”
2011年，高古轩画廊在香港举办了“曾梵志肖像作品回顾展”，这是曾梵志作品的首次大型回顾展。同一年，曾梵志成为了高古轩代理的唯一一位中国艺术家。
高古轩画廊的老板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是当代国际艺术市场不可忽视的人物，有着超凡的运作能力和遍布全球的关系网，而其画廊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了传统画廊。在全球拥有13家画廊的高古轩代理全球超过100位著名艺术家，包括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日本女艺术家草间弥生(Yayoi Kusama)等。
艺术家的自我思考
商业上的成功让曾梵志像明星一般出现在跟艺术无关的媒体和活动上，穿着考究的设计师服装，露出符合身份的深沉表情。在2009年6月刊的《芭莎男士》封面上，曾梵志手拿画笔，目视镜头，杂志封面的文字写着“中国式大师”。
但曾梵志很快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自己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被人们消费的对象。他谈到，一次去香港出差，偶然发现自己和作品照片一起出现在酒店摆放着的奢侈品杂志中，但他并未对其内容授权，杂志对他进行着吹捧，旁边就是游艇的广告。“我不愿意跟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你没有办法。”
他开始重新思索创作的意义和艺术家的身份。在“商人”与“明星”的外表之下，他要强调艺术本身：“那些说我炒作的人应该到我的工作室来看看我是怎么工作的。”曾梵志说，他一年有至少300天的时间呆在工作室思考和创作，最近在做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雕塑，他也在策划办一个用于展出当代艺术作品的小型公共美术馆。
曾梵志不是第一个因为商业成功而领受瞩目并承受猜忌的中国艺术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文字主要来源 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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