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博伊斯个展“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出作品300余件。围绕展览还将举办一系列学术讲座。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已经去世17年了，他的艺术形式决定了如今关于他的展览很难让人兴奋起来。当年卡塞尔文献展上和观众几天几夜的谈话不能重现，针对彼时社会问题的行为艺术没了语境，他的“思想雕塑”究竟是竖起来贴在墙上，还是平躺着呈现在画册里，说实话差别有限。
但是不能说，博伊斯的艺术本身和它终于来到中国这件事不令人兴奋。这次展览原本计划在去年推出，推迟到今年4月，最终要到9月才与观众见面，中间经历了许多波折。藏品的原拥有者、德国重要的私人藏家米歇尔?博格自称下辈子要做个“卖红洋葱的中国人”，考虑到自己年纪大了，加上博伊斯本人也一直向往到中国做行为艺术，便主动提出把绝大部分所藏博伊斯作品（共307件）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2012年初找到了一个买家，但后来出了艺术品关税的问题，也涉及到要买作品的这一家，于是没了下文。最后是上海的昊美术馆下决心收藏，才使展览得以成行。
开幕式当天，央美美术馆的大厅被挤得满满当当，除主办方外，国内许多知名美术馆的负责人都来到了现场。博格在台上表演着狂笑，笑声响彻整个空间（这来自于博伊斯所说“通过内心的笑声，毁掉现实中的柏林墙”，狂笑已成为博格的标志性行为，他认为“笑”是博伊斯的重要概念之一），突然场馆一侧飞出成群苍蝇，先是骚扰到了站在外围的观众，接着坐在中间的嘉宾们也开始挥手跺脚。苍蝇实在太多，保安不得不拉下了这一侧的卷帘门，可是第二天，美术馆各处还是可以看到它们飞来飞去。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对此类事件已很有经验，一看就明白是学生做的行为艺术，他不赞成使用苍蝇这种危害公共卫生的东西，可博格听说之后兴奋得不行，说这是学生真正从博伊斯身上学到了东西。在展厅里，博格还看到有人用透明胶粘了一撮头发在墙上，工作人员想要处理掉，也被他阻止了：“这不就是博伊斯常用的毛毡材料吗？”
看展览的时候，博格特别认真仔细，尤其是走到博伊斯的几个装置展柜前时，还凑近了从各个角度研究。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博伊斯认为，材料是有灵魂、有思想的。把一些作品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它们之间有没有对话关系。博伊斯活着的时候，都是亲自布展的，他会现场处理作品之间的关系，他的学生和助手也帮他的忙。但这次我在现场发现一个缺憾，就是博伊斯很重要的理念，‘思想雕塑’，思想的过程，没有体现出来。”但博格也承认，艺术家本人不在的情况下，所有展览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只能尽量猜测艺术家的想法：“这不能怪工作人员，展览已经很不错了，展柜里的物品，是对照照片，完全按照博伊斯原作的样子摆放的。”
博伊斯的艺术通常被看作观念艺术，在他的展览中，文献资料——照片、海报、影像和文字说明——占了很大比重，这次展览还专门做了许多块黑板，上面写着“博伊斯语录”。大部分观众都很认真地阅读这些文字，甚至抄录下来，因为相比作品中大量德文和仅仅记录下瞬间的照片，它们简直是看懂展览的“救命稻草”。语录中有两句话：“思想有自己的能量。谁实现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与世见面。想法本身会自己获取养分。”“行重于言。”这是博格从博伊斯处学到的最重要的两个观点。然而与整理语录的做法似乎有些矛盾的，是博格又表示：“最重要的是博伊斯的行为，以及行为留下的影响和痕迹。思想只是一个基础，放在那里是让人们扩展的，把思想作为博伊斯艺术的重点，其实挺可怕的，不要局限于他说过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博格很高兴看到学生们的“恶作剧”。他说他自己花了20年才理解博伊斯。
“博伊斯喜欢文字游戏，他曾用抬起屁股（bottomlifting）形容人注射肉毒杆菌、提升肌肉，我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后来才意识到，抬起屁股是开始行动的行为，行重于言，是他的信仰。”
博伊斯的早期作品以雕塑为主，从1956年开始，由于委托作品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困难、艺术上的自我怀疑以及参加二战时留下的心理阴影，使他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疗，并在其重要藏家格林滕兄弟的农场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艺术转折发生在获得母校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纪念性雕塑教职之后。在那里，他认识了同为学校教授的美籍韩裔激浪派艺术家白南准，并加入了激浪派这个松散的艺术组织，开始创作大量行为艺术，力图把紧迫的社会问题呈现给公众。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著名的《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画作》（1965）、《“欧亚大陆”与“西伯利亚交响曲第34乐章”》（1966）等，都在此次展览中展出。1967年6月，柏林发生了抗议伊朗国王访问的示威游行，其间一名学生被枪击身亡，博伊斯担任了学生运动的发言人，筹划了“德国学生党”，后又将该党更名为“激浪西区”。
博伊斯原本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后来却变成了演讲家，他曾在爱丁堡的理查德?德马科画廊进行行为艺术项目“从正午至午夜：12小时的演讲”。博格认为，是白南准帮他打开了思路。白南准曾在博格家里住了超过10年，在这期间，博格目睹了他与博伊斯的交往。“认识了白南准之后，博伊斯发现在遥远的东方，竟然有一个人和他如此接近，思想如此合得来。白南准发掘了博伊斯的东方气质，这一点对博伊斯的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博格回忆道，“他们互相尊敬，几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对方。他们在一起开音乐会，在艺术上有很多合作，他们用白氏语（Paikish，Paik是白南准姓氏的英文，Paikish是博格生造的词）交流。”此后博伊斯虽然和安迪?沃霍尔也有密切的合作（两人于1979年认识之后，博伊斯制作了批量艺术作品“沃霍尔——博伊斯事件”，而沃霍尔则制作了一系列博伊斯肖像），但博格认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的合作，更多是为绿党（博伊斯是绿党创始人之一）做宣传。
尽管朋友们都说博伊斯是个个性极强、很难在集体中与他人相处的人，他却与学生们相处得不错。这可能可以用他在杜塞尔多夫的同事马塔雷的评价解释：“博伊斯是个杰出的艺术家，但他却不会是个好老师，因为他只会令学生对他着迷，而不是更重要的，让他们寻回自己。”博伊斯的许多作品都是与学生一起完成的，他的教学也以谈话和谈论为主。在60年代后期欧洲学生运动的大潮下，博伊斯除了带领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还干预学院事务，直接挑战学院体制。他坚持以开放的方式录取学生，只要学生愿意跟随他学习，就应当予以录取，而不是按学校规定淘汰未经过审核的申请者，主张学生的自然淘汰无需经过教师的干预。这些行动直接导致1968年9名教授联名签署对博伊斯的不信任公告，令他被学院解职。然而学生们却不希望失去这位老师。1973年10月20日，博伊斯乘坐学生的独木舟“蓝色奇迹”横渡莱茵河回到了杜塞尔多夫学院，这次行为艺术象征着学生们护送他回到学校。1975年，卡塞尔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撤销了地方法院将博伊斯解雇的裁决。
在被博伊斯扩大化了的“雕塑”概念中，“变化”是雕塑的根本。人们如何塑造和确定其生活的世界？这是博伊斯在“社会雕塑”中所探讨的，就如同米开朗基罗创作大卫，削去不必要的，留下必要的。在筹划学生党，到被学校开除，再到赢回教职的过程中，他实施了大量行为艺术。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才是最有力的作品，也正是“社会雕塑”的力量所在。虽然观念艺术如今常常被指过时，但就像抄下博伊斯的观点却不去行动与他真正的思考背道而驰，专注于他在一次行为艺术中做了什么而忘记他针对的是什么，也是对他的误读。
（图文转载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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