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运鲜氧 生来彷徨

「灵运传媒」

一年前，我去中央音乐学院看一位德国钢琴家的演奏，在复兴门地铁过道里，一边是政府口号“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一边是消费广告“就是要酷，就是要帅，就是要萌，就是要森。”一左一右，相看两不厌，而我就从政治口号和消费口号之间，从地下通道走向中央音乐学院，走向清醇王府旧址，走向光绪皇帝的出生地。有趣的巧合。

醇王府位于中央音乐学院，这个音乐最高学府有个著名的-搜索兰亭名家网-：鲍家街43号，该校毕业生汪峰从前著名摇滚乐队以此命名。穿过“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和“酷、帅、萌、森”，你也就抵达了汪峰。

如今他宣称“生来彷徨”，但为何彷徨，为谁彷徨，在哪彷徨，如何彷徨？汪峰是彷徨于中国当代社会的三种文化——主旋律文化、流行文化、摇滚乐亚文化之间。在这个意义上，汪峰堪称中国大陆目前的头号歌星，汪峰及其作品暴露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典型症候，他试图融合这三种文化，但同时又被这三种文化撕裂；他试图通杀这三种文化，但也难免在这三种文化之间漏洞百出。

摇滚皮裤始终是他的精神武装。在号称其最重要作品《生来彷徨》中，他继续施展一贯拿手的摇滚经典符号拼贴术。“生来彷徨”的句式源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Born to Run》； “不如让我们一起放任自流吧”，则来自迪伦六十年代女友苏西?罗托洛《放任自流的时光》。

《生来彷徨》劈头唱到：“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精神褴褛却又毫无倦意。”“精神褴褛”，一个很是摇滚的词组，这个摇滚词组贯穿了汪峰作为主旋律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双重利益者的姿态：与物质褴褛的人们并肩，而批判中产阶级的精神褴褛。于是，他得以从一个新晋名流回复到地下精神贵族，仿佛还活在鲍家街43号的地下通道摇滚至死——然而正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主旋律文化和“酷、帅、萌、森”的流行文化一起合力，把汪峰从摇滚亚文化的通道一把拽向主流文化的巅峰。

他还找到和“褴褛”相近的关键词：“贫瘠”。《贫瘠之歌》堪称汪峰近年最佳，尽管汪峰早就被很多滚友嗤之以鼻，但至少《贫瘠之歌》的歌词足以秒杀大多数中国摇滚歌词，尽管也充斥着“理想、信仰、方向、希望”这样空洞的大词，但至少类似“佛陀和皮条客共享着皮质迈巴赫”这样的句子像刀片一样划破了自己的皮裤。然而，“排行榜散发着虚无中产的彷徨”又表明汪峰乖巧地把自己摘出来，把中产们放在自己脚下去俯瞰和批判，却轻易地回避了自己身价暴涨的富翁身份——汪峰并非不具备对时代的某些洞察力，但在他与时代之间，始终隔着一层昂贵而滑腻的皮裤。

他需要这副摇滚甲胄来捍卫和保护自己，不被当做身价暴涨的社会名流新贵，也不被当做一个爱国红歌的摇滚接班人，更不被当做一个娱乐明星去恣意消费。但汪峰的文化身份早已多元，或者不如说四分五裂，完全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在文艺青年云集的虾米网，汪峰新专辑《生来彷徨》竟然被打了6.4分，而2011年的《生无所求》和2009年的《信仰在空中飘扬》则分别高达9.1分和9.2分。分数暴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随着汪峰人气的暴涨，很多歌迷从他身上寻找到的认同感反而急剧下滑，汪峰曾经一度被捧为“最具人文精神的歌手”，但这一“人文”身份现在逐渐被春晚红歌和明星八卦所稀释所模糊，从人文硬通货沦为流行大路货。一个艺术家（好吧，艺术家）越是成为头条新闻，他的伟岸身影就越是挡住自己的作品，恐怕很多歌迷听都没怎么听，就不屑地给《生来彷徨》狠狠地打了一颗星。

先说这首焦点歌曲《高地》，它属于说得过去的汪式情歌，但“姑娘一起来吧，不要浪费这美妙的时光，震撼我吧，达到高地，让我们的顶点充满喜悦”，这样的词实在是粗糙，幸好还有“马耳他香薰”和“燃烧的海伦”作为前戏，幸好后面那句“用你那芬芳的乳房将我在公路旁埋葬”也极富美国公路cult片的香艳惊悚之感。无良媒体揪住几个字眼不放，一边意淫女星一边伪充道德家固然可恶，但这歌词的问题不在于道德不道德，而在于写的好不好。在技术上《高地》这首歌显得太参差不齐。

而在道德层面上，汪峰以自己的歌词“经过了审核机构通过”来自辩，这简直堪称中国摇滚史的奇闻——一个崇拜鲍勃?迪伦和吉姆?莫里森的据说“最具人文精神”的摇滚歌手竟然需要以审查制度的标准来为乳房和高潮辩护。

汪峰的偶像吉姆?莫里森1969年在迈阿密一次演出中涉嫌拉下裤链露阴，因此被判6个月监禁，莫里森坚持上诉，直到1971年去世官司仍未了。直到2010年佛罗里达州政府才宣布赦免这位已去世39年的歌手。但大门乐队的队友宣称莫里森不需要被赦免，只需要政府道歉。时代早就变了，只不过中国还变得太慢。

汪峰在长微博的最后希望：“这个国家以及相关监督机构可以真正地行使它的权利，保护一下属于它的珍贵的艺术家们！”首先“权利”还是“权力”？——这是个要命的错别字。你可以指名道姓地骂媒体，也可以打官司告他们，但求助于“国家以及相关监督机构”并不恰当。这是不自觉地归顺、攀附于权力体制？而这也多少体现了官方体制文化对一个摇滚歌手的成功重塑。

如果汪峰还是那个摇滚地下通道里的汪峰，他可以用更肮脏的歌词——去攻击无良媒体的肮脏解读，但他却用《飞得更高》《光明》等励志歌曲自我辩护，好像唯恐自己没有向大众提供正能量，听上去这既是向“国家以及相关监督机构”也是向社会大众邀功。

汪峰就这样在“摇滚、流行、主旋律”三种文化之间周旋转圈，从摇滚圈跳到娱乐圈，用新专辑他自己的前言来说：“满满的荒谬，满满的忧伤，满满的散聚，满满的感动。”问题是“满满的忧伤，满满的感动”早已汹涌决堤，而“满满的荒谬”却连影儿都没见，汪峰的作品始终少了一点荒谬感或者荒诞感。汪峰把作品当成了他自己的容器，太容易把自己给溢出去。

与其说我是在批判汪峰本人，还不如说我想以汪峰为例分析和揭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症候。于是，“汪峰”也从头条新闻一跃变成一个文化符号，甚至一个形容词。最后请允许我跑题下：为什么“公知”会被妖魔化？除了反智主义，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些显而易见的元凶，是否还有某些公知自身的问题？比如酷爱大而无当的大词，酷爱用煽情代替思考，酷爱俯瞰苍生，酷爱代表他人代言大众……

可不可以说，很多“公知”也很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