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银行同业资金掮客的故事
6月22日，一场突降的风雨扫去了京城多日的闷热，但似乎未能让焦虑的童明(化名)感到凉爽。在冷气颇足的咖啡馆里，这位人们通常所称的“资金掮客”，一面用极快的语速接着-搜索兰亭名家网-，一面习惯性地用汗巾擦拭额头，尽管他似乎根本没有出汗。
在“术业有专攻”的金融界，童明更准确的身份定位，应该是一位“主要从银行同业部门弄钱出来”的投资管理公司负责人。透过与信托、券商等机构的合作，童明弄到的银行资金便能注入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尽管这些地产项目的开发时间或长达两三年，而那些出自银行同业部门的资金理论上的借期都在一年以内。
“不要把‘短债长投’看成坏东西。要让石头在水上浮起来，就要让它有足够速度，拿同业资金投长期资产，就是用融资速度弥补融资期限。”童明表示，上述对张瑞敏名言的“巧妙使用”，是“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同业部副总的原创”，他对此“深为佩服”。
可现在，童明却无心阐述他撬动银行同业资金的“精妙”理论。一场席卷自银行间资金市场的流动性风暴，不仅令他的“商业模式”骤然陷入困境，甚至就连他提及的那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压力。
进入今年6月以来，伴随着央行全面缩减在银行间市场投放资金的规模，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流动性大为收紧，机构对资金的饥渴程度持续加重。作为国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下称“SHIBOR”)数度出现飙高，SHIBOR中的隔夜拆借品种甚至一度升至13.44%的罕见高点。此时此境之下，多数银行为确保流动性万无一失，尚且大举融入资金，童明要借出同业资金则成了“无稽之谈”。
但业务的暂时停滞，显然不足以让童明这类混迹金融圈多年的“老油条”感到焦虑。他真正的恐慌却在于，央行此番强硬出手，矛头似乎直指过去数年间风头正劲且利润颇丰的买入返售、票据转贴现等“另类同业业务”。这些涉嫌规避信贷规模限制乃至银行体系内资金空转的同业业务，却恰恰是童明们搬运资金、赖以生存的基石。
可是，更有理由恐慌的却是央行以及中国经济当局。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从2006年至2012年，中国银行业同业资产平均增速高达32.31%，较同期银行业总资产平均增速搞出了12个百分点；同业负债平均增速则为31.05%，较同期银行业总负债平均增速高出10.98%。
不过，支撑银行业同业业务“超常规增长”的动力，既非银行业为保障流动性而新增的同业业务需求，亦不是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银行体系内存放资金数量的正常增长，而是严格信贷规模控制下，银行业借道“另类同业业务”，开展大量表外融资，或以存款自我派生套取利差收入。
而这样的增长，无一不是在挑战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和有效性，也无一不是在为经济当局掌握真实宏观经济数据平添阻碍，由此积累的同业资产负债风险乃至部分区域性金融机构不断放大的流动性风险，足以引发货币政策当局的密切关注。
或许更令央行警觉的是，伴随着兴业银行2012年依靠同业业务创新所取得的亮眼业绩，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乃至部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银行，也从2012年年底开始竞相在同业业务领域发力，这也让“另类同业业务”从部分金融机构的特色尝试，转而迅速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扩散繁殖”。作为同业业务“异形”扩散的直观表现，在今年一季度，同业资产负债的增速，尤其是买入返售资产的增速更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于是，出手绞杀同业“异形”，几乎成为央行必然的选择。而选择在传统上流动性最为紧张的六月即半年末考核时点，在银行间市场对同业资金“釜底抽薪”，央行的做法在被市场机构称为“铁血”的同时，却也因导致市场激变和恐慌情绪蔓延，引发广泛争议。
“异形”真身
毫无疑问，童明以及他在多家银行同业部门的“业务伙伴”，无疑是央行此次“铁血绞杀”最激烈的反对者。但仅仅在一年多以前，童明却“连银行同业业务是啥都搞不清楚”。而他从一名“缺乏技术含量”的“贷款掮客”，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同业资金掮客”，则和信托受益权成为同业资金投资标的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信托受益权，也正是同业业务走向“畸形崛起”的关键。
2011年11月，在一次饭局上，童明再次抱怨起日益严苛的信贷规模限制以及银行风控的严厉，让他为各色项目争取贷款的生意越发艰难。闻听此言，当时在座的一位券商人士接过话茬表示，贷款固然不好拿，“但老兄可以在同业资金上动动脑子”。童明也立即借着推杯换盏的机会，向这位券商人士了解了所谓腾挪出同业资金的要诀。
随后，通过一位相熟的农村商业银行行长，童明便开始了首次尝试。在借助一家信托公司，为一个待融资的地产项目设立信托计划后，童明通过一家自己控制的皮包公司，认购了这一信托计划。随后，在信托公司的帮助下，一家充当过桥角色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理财资金，从皮包公司手中受让了地产信托计划的受益权。到此时，童明预先疏通好的农商行终于登场，以自营资金从过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手中，以认购理财计划等形式获得了上述信托的受益权，并列在同业业务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下。
对童明而言，这么一个看似复杂的融资结构，其实质就是农商行以同业资金满足了地产项目的融资需求，但由于农商行名义上是增加同业资产，并不会触及信贷规模限制，同时也可大幅减低风险控制上的资本占用，因此只要搞定了最终同业资金的出资方，这类融资要远比传统的贷款更容易获得。过桥银行则充当了将信托受益权转化为同业资产的作用。至于信托受益权，则是为了规避银行理财资金及同业资金的投向限制，而刻意设置的灰色法律概念。
尤其令童明感到兴奋的是，透过初期的实践，他发现，在资金运用的权限上，不少银行的同业部门具体业务人员，要远大于一般的信贷业务人员。于是，从2012年年初起，这个精于算计的掮客便开始利用各种资源，试图结交各家银行的同业业务人员。
“试了一圈下来，还是城商行、农商行的同业部门好打交道。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的同业部门，位高权重，能搞定一个就不得了了，但不容建立资源。国有大行、各分行做同业这块的多数胆小，不敢冒险。”童明总结道，“而且有好几家城商行、农商行，都是我教他们怎么玩这个业务的。他们学会后，有的还自己当起过桥银行，一年同业业务量比过去几年加起来还多。”
随着腾挪银行同业资金的“中介技术”日益娴熟，童明也开始逐渐尝试一些更为复杂的业务结构，以更大程度上规避各类监管要求，或是满足部分银行在同业业务上更为审慎的风控流程。券商资管、更多的过桥机构，相继在童明及其银行系统内合作者的筹谋下，被引入到灰色的“同业资金融资”过程中。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则是银行同业部门实际出资人的角色以及信托受益权的基本结构安排。
尽管干得热火朝天，但童明们的“银行同业生意”说到底还是小打小闹的手工作坊，其所能驱动的同业业务规模扩增，也相对有限。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将此种业务模式纳入同业业务基本战略的做法，则是导致上述同业业务“异形”达致今天惊人规模的直接动因。
“说实话，他们吃肉的，我们只是喝点汤。人家业务网络是全国性的，无论找项目还是拿资金，都太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们卖的不单单是信托受益权，还用银行信誉给这个信托受益权增信，这个就很吸引中小区域性银行了。”作为同道，童明对兴业等股份制商业银行2012年时开拓同业业务的战略优势，有着清晰的体认。
在2012年的同业业务扩张中，以兴业银行为代表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正是将所谓“抽屉协议”与信托受益权加以捆绑，变相将银行信用担保注入到同业资产之中，从而极大地开拓了此类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市场。具体而言，“抽屉协议”即是指股份制商业银行与购买信托受益权同业资产的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签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即俗称的“双买断”)或做出其他兜底承诺的方式，由股份制银行对相关同业资产进行非公开的担保，由于这种担保并不公开，因此被比喻为“置于抽屉中的协议”，也同样因此不会形成风险资本占用而创造了“额外的货币供给”。
在这种业务模式中，一些股份制银行的角色既可以是单纯作为通道的过桥银行，也可以是项目的提供方和整个交易的协调者。
除去以信托受益权为代表的“买入返售”同业业务，构成同业业务“异形”的，还有一度规模达致数千亿元但被监管机构加以整肃的“同业代付”业务，银行与农信社间一度兴盛的票据转贴现回购业务，以及部分意图获取城商行、农信社高利率而借同业存款之名进行的同业拆借业务。而这些业务的整体规模及风头，虽不及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业务，却同样是大量资金借助同业管道自我循环乃至进行制度套利的重要“病征”。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沈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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