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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俊逸的王羲之,风流潇洒的大王尺犊,当然还有老岖题扇、坦腹东床等等的风流逸事相陪伴.当郭沫若指王羲之书法应该具有隶书笔意,而非复《兰亭序》式的精巧与细腻时,许多人还未来得及进行思考就本能地表示反对.王羲之的风流调镜形象,后人太熟悉了,目下要给他加一点笨拙的、稚拙的色彩,有谁会欣然接受?故而兰亭论辩会如此大张挞伐,喋喋不休,要让王羲之等同于《爨宝子碑》,其间的跨度之大匪夷所思,自然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接受障碍。于是论者凿凿,辩者龂龂,好不热闹。
王羲之传世诸作当然都是硬黄摹拓或是石刻,不过倘要考察它是否有隶书笔意,这些硬黄摹拓却也未可小觑。唐初太宗功令的影响巨大,举朝上下均是学王,故唐人摹有《万岁通天帖》,以内宫精拓集王氏一门书翰,大凡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七人书帖共分十卷勾摹成一册,钩填响拓,可谓“下真迹一等”。今存王羲之书法尺牍各件,均是自《万岁通天帖》中得来。
《姨母帖》在王氏尺牍中可称上品,亦是常常被后人指为有隶书笔意以与《兰亭序》相抗衡者。与那些流媚的行书帖如《频有哀祸帖》《初月帖》《孔侍中帖》等不同,它线条取势较缓.横画尤见迟滞,且也没有灵动敏感的提按技巧。特别是前三行,的确具有明显的“隶意”,至于结构,也是取宽绰开阔一路,既无明显的疏密揖让关系,也不见以笔势带动体势的妙笔,平铺直叙、朴实无华。由于这一点,故后人多指它为王羲之变法以前的书风代表,是整个右军书风的早期形态,究竟如何,恐怕谁也难以判断了。
王羲之对书法的历史性贡献是他一反隶书之点画平实,倡导出流媚便丽的行草风格。以此标准来衡量,《姨母帖》显然不属于“走红”的时风。不但书风如此,即使是尺犊内容也没有丝毫裘马轻肥气,相反倒是迭遭不幸之后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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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遭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
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这是一种何等哀痛沉切的心情!素来将王羲之想成尽日坦腹东床的调傥公子者,其实真该好好想想,人有七‘清六欲,再潇洒脱略的名士,总也有衰怒之时,倘仅以一己的偏面理解去套任何场合,则王羲之也就成了偶像,难具血肉之情了。试想,倘若书圣遭此哀痛还在大写他的流媚轻捷之书,书圣还能叫书圣么?
感人至深、摧人心魄的艺术品是不朽的。事先存着一个固定的想头要古人必须如此如此,这是在开自己玩笑也在开古人玩笑。杨守敬倒有一评,见出他并不那么冬烘的一面来。他认为“观此一帖,右军亦以古拙胜,知不专尚姿致”。《姨母帖》当然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未必能以恒常的“胜”字概括。但它之能随性势变,却正为我们提示出书圣应有的高度—即使流媚是时风,是贡献,也未可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