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古代文献之收藏

上海地区文献收藏有文字可考的史实始于元代初年。当时中原地区世家土族，因战乱大量迁往江南，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的大量文化典籍。一部分中原学者南迁后定居于现属上海市郊的青龙镇、乌泥泾等处，上海地区的古代藏书活动由此萌芽。当时避居于青龙镇的南宋遗民庄肃是上海地区第一位藏书家，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大小私家藏书有百余处，大多规模、影响有限，只有清代中期李筠嘉的藏书，高峰时达到30万卷。

19世纪中期起，上海地区文献收藏增长较快。当时西方文化的融入大多以上海为第一站，外国的宗教、学术团体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批图书馆，开始改变传统的文献收藏形式，伴随上海经济的发展，新闻、教育、出版事业都在国内居领先位置，地区文献出版、收藏也有了快速发展的条件。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O年代，国内战乱频仍，上海地区社会环境则相对稳定，也使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文献流向上海，这种势头一直保持至20世纪30年代末，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中断。建国初期，市文化主管部门经多方调查，至1949年末，全市各类图书馆藏书总数为400万册，再加上大型企业、机构、社团收藏的图书、资料100多万册，全市图书、资料总藏量在500万册以上。

建国以后，市文化、教育主管部门对全市图书、资料收藏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结构调整，使各学科文献根据图书馆类型、服务需求等相对集中，为日后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50年代中期起，各系统、各级主管部门逐年增加图书馆建设的资金投入，使藏书发展加快。至1959年末，全市各系统图书馆藏书总量达到2000万册以上，同时，在图书保管、利用等领域也开始形成系统的管理制度。

“文化大革命”前期，图书馆受到较大冲击，尤其是部分中、小型图书馆，藏书损毁严重。分散的私家藏书几乎荡然无存。图书馆工作者坚持传统的职业道德，以各种形式与极“左”思潮抗争，保护了珍贵典籍与大部分藏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级主管部门对图书馆建设的大量资金投入，馆舍条件的扩大、改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全市图书馆藏书急速增长，同时，各种非纸张印刷型的文献载体也大量进入图书馆。通过各系统主管部门的组织协调和政策支持，在大型图书馆专业藏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学科专业文献集藏中心，为科研、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部分专业文献集藏在国内、国际均有重大影响。至90年代前期，全市各系统各级图书馆入藏的文献总量已超过1亿1千万册（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地区私家藏书逐渐复苏，主要为学者的专业性课题型文献集藏和图书爱好者的兴趣性专题集藏。此外，青浦县朱家角地区民间藏书这一传统乡风，80年代又重新兴旺起来。

20世纪50年代起，上海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即开展了古代文献保护的研究。至80年代，保护范围扩展到近代文献和各种特殊载体的文献，保护手段也从传统工艺形式扩展到现代化设备研究、应用，并取得多项成果。

古籍善本

上海地区图书馆藏书特色之一是古代文献的收藏，其中，古籍善本占有较大比例，以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的善本珍藏最为精粹。

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具有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的特点，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在世界图书馆界也名列前茅。馆藏善本总计29636种，178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书25333种，170000余册；善本碑帖2182种，3100余册；历代名人书札墨迹2121种，3900余册。上述善本中，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标准的有516种，属于国家二级文物标准的有1750种。

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具有四个特色：

（1）拥有极其珍贵的南北朝至隋唐期间的古代写本，共计215种。写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的《维摩诘经》卷，是馆藏年代最早的精品，距今1470余年，纸张墨色依然完好，被誉为稀世之珍。在写经中还有以纯金粉书写的经文和贝叶经写本。

（2）宋、元刊本数量众多，在馆藏善本中，有宋刊本《诸儒鸣道集》、《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韵语阳秋》、《杜荀鹤集》和元刊本《农桑辑要》、《文心雕龙》等，都是海内孤本。

（3）历代名人的手稿和稿本享誉海内外。在124种善本名人手稿中，有陶宗仪的手稿《古刊丛钞》、文徵明的手稿《文徵明诗文稿》、顾祖禹的稿本《读史方舆纪要》、严可均的稿本《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等，弥足珍贵。

（4）藏有众多历代名人书札墨迹。例如王冕的《诗笺》、徐渭的《书册》、《八大山人手札》，以及《王阳明先生尺牍》、《颜氏家藏尺牍》等，不仅文物价值高，而且史料极为丰富。

上海图书馆入藏的碑帖拓片亦很丰富，在列为善本的碑帖中，有44种宋拓本，以《郁孤台法帖》、《凤墅帖》、《淳化阁帖》（第九卷）和《欧秘笈》最为名贵，是向为世人注目的海内外孤本。

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善本来源于采购和藏家捐赠。建国初期，上海市文管会组建图书馆筹建处，即着手收集古籍善本，积极购入。至上海图书馆成立时，已拥有馆藏善本693种、7083册。宋代绍兴刊本《资治通鉴》、明代王宠父子钞本《宋名贤六丛珠》及明崇祯刊本《松江府志》是当时最佳的藏品。建馆之后，上海图书馆采取全方位、多渠道出击的方式广征博采古籍和善本图书，遍及全国各地觅书，其中以收购苏州潘氏滂喜斋藏书最为著称，共购得古籍善本76种，其中一级文物24种，二级文物18种。与此同时，还接受了一批私人捐赠的古籍，以金山姚（石子）氏、吴江柳（亚子）氏，庐江刘氏捐赠的善本最多、最精。到1958年初，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已达到4645种，91369册，具有相当的规模。

1958年，历史文献图书馆等3个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原历史文献图书馆4903种、28884册善本全部并入，使上海图书馆的善本收藏在国内仅次于北京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线装古籍书360000册，其中古籍善本书7000余种、60000余册，包括宋、元刊本40种，明刊本近千种，历代钞、稿本2000种，清刻孤本、稀本、批校本3000余种。

复旦大学图书馆入藏的善本中，刊刻年代最早的是北宋开宝八年（975年）的《宝箧陀罗尼经》，是雷峰塔塔基出土经卷中首尾完整、字画清晰的一种，也是海内外可数的中国早期雕版印刷品实物之一。善本中还拥有《诗经》类的图书700余种，清人诗文集3000余种，弹词唱本40余种，古钱币类图书150余种，都是有别于其他图书馆的珍藏。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始于20世纪20年代，善本书大量增加是在1949年以后，是年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吴兴庞氏百柜楼藏书，共有100余箱并入复旦大学图书馆。这批古籍经、史、子、集四类咸备，而且有许多钞本、稿本和明刊本，装帧雅饰，书品精美。这些书的入藏，使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初具规模。

1952年全市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原震旦大学收藏的合肥李氏望云草堂、无锡丁福宝的旧藏全部调归复旦大学图书馆。

以后，复旦大学图书馆加强古籍的采购和接受捐赠，在1954～1957年期间，先后4次购入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的部分元、明刊本，大量的清刊本和钞本，形成清代诗文集收藏众多的特色。其中嘉业堂于民国初年传钞的《清十三朝实录》和清国史馆的《清国史》稿本，为重大的清史资料。同时，还购入金山高氏吹万楼和元和王氏栩栩庵的藏书，其中有较多名贵珍本，凝聚了各代藏书家毕生的心血。民国26年（1937年）以后，复旦大学已故校长陈望道，著名学者谭正璧、刘大杰、赵景深、王欣等的藏书都先后归入图书馆，使馆藏古籍钞稿本、批校本、弹词唱本等资料大量增加。形成独具特色的善本馆藏。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古籍图书270000册，其中古籍善本2000种。善本中年代最早的是《唐颜真卿多宝佛塔感应碑》北宋拓本，可与故宫博物院的藏本相媲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有两大特色，

（1）以明代刊本为主，其中有多部海内孤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中，就有该馆收藏的32种明代孤本，如嘉靖刊本《五经集注》、万历刊本《四书评注》、崇祯刊本《五经约注》等。

（2）历代名人批校本、手稿本。在馆藏善本图书中，有清代钱大昭的稿本《说文分类榷失》，明钞本《张乖崖先生文录》，还有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批校本《周易》、《世说新录》和他用英文批校的《大乘启信论》等。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的来源主要有两条渠道，其一是建馆多年来努力访求采购积累的，其二是建馆初期，上海地区其他院校调入，主要有大夏、光华、暨南、震旦、交大、立信会计和圣约翰等院校。随圣约翰藏书一起调入的原盛宣怀的“愚斋”藏书最有价值。盛宣怀中年在北京时购得元和灵鹣阁江标和巴陵碧琳琅方功惠两家的藏书，以后又多年访求，私藏渐丰，清末在上海筹建“愚斋图书馆”，延聘著名目录学家缪荃荪主编《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盛宣怀死后，藏书分散于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

圣约翰大学“愚斋”藏书除部分医学文献调入上海中医学院外，大部分归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共计60000余册，其中明代刊本500种，大都是善本。“愚斋”藏书中有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易言》，上海淞隐阁刊本，是海内外孤本，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有重要价值。“愚斋”当年藏书有10万余册，现在只有华东师大图书馆的60000余册仍然完整，保持原貌。

上海地区古籍善本特色馆藏还有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的医学古籍，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尤其是明刊本的善本古医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内著录的医学类善本中，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藏有的品种占9%，该馆独家收藏的明刊本古医书有30种之多。如万历刊本《保产痘疮合编》、《程氏医彀集古》、《保婴全书》，嘉靖刊本《韩氏医通》、《新刊医家必用类选》，崇帧刊《伤寒集验》等，都是我国古代医学文献精萃。

地方志、家谱和朱卷

地方志是上海地区部分图书馆古籍藏书的特色之一，其中上海图书馆数量最多，达5400余种；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有1700余种；复旦大学图书馆有2000余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000余种；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有2600余种，中科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也有900余种。

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前出版的各地的方志5400余种，90000余册，占馆藏古籍总量的16%，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居国内第二位。上海图书馆所藏地方志有三个特点：

（1）覆盖面广。按现在行政区划统计，全国50%以上的省份，江、浙、皖、赣、冀、闽、晋、豫、鄂、湘、粤、桂、京、津、沪地区90%以上县的方志，上海图书馆都有收藏。其他省份，通常70%县的方志有收藏，最少的省份也有40%县的方志有收藏。

（2）连续性强。有不少地区历朝历代，不同时期撰修的方志都有收藏，如江苏省常熟县，自宋代至民国，官修方志10种，上海图书馆都有收藏。上海县从明朝洪武年起至民国时期，官修方志11次，除洪武《上海县志》久佚不传外，其他10种《上海县志》都有收藏。文献的连续性特色使上海图书馆入藏的方志整体价值得到提高。

（3）精品多。宋代刊本的方志，如今留存的仅有7种，上海图书馆拥有其中之一《吴郡志》。此外，明朝成化刊本《金华府志》、弘治刊本《常熟县志》、崇祯刊本《松江府志》、清朝顺治刊本《长兴县志》、康熙刊本《台湾府志》等都是海内外孤本，既有史料价值，又是珍贵文物。还有一些稿本方志，如俞樾所纂《上海县志》、钱熙泰所纂《金山县志稿》、《安享志稿》等，称得上精品荟萃。

上海图书馆古籍方志来源，一是原徐家汇藏书楼的馆藏。徐家汇藏书楼是20世纪20年代国内三大方志馆藏之一（其余二处北京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收藏方志2900余种，建国后悉数归入上海图书馆。二为历史文献图书馆馆藏。该馆方志以上海南洋中学王培孙的私家收藏为主，王氏方志藏书解放前在上海私人藏书中闻名遐迩，以后捐赠给历史文献馆，于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此外是历年征集和采购。如宋刊本《吴郡志》即在50年代购入。1958年又从造纸厂的废纸中抢救出一批古籍，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方志。

1979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了近百万字的《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全面提示馆藏，提供给读者使用。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创馆伊始，即将地方志作为收藏重点，经过四十年的积累，形成古籍地方志1700余种，其他山水志、都会志等专志2000种的特色专藏。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地方志，结合该校历史学教育和研究的重点，以太平天国起义军涉及的地区为主，从广西起直至江、浙各省的通志、州志、府县志。此外，又收集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上海地区的方志和专志。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曾以馆藏为基础，兼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汇编成《上海方志资料考录》，反映上海地区的市志、府志、县志、乡镇志，以及经济、舆图、水利、方言、艺文、金石、人物、胜迹、掌故等专志共计994种。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地方志2000余种，其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来自“愚斋”藏书，有600余种。该馆地方志中最珍贵的是明崇祯刊本《淳熙三山志》。此书是南宋时纂修的，至清朝中期已成绝版，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颁诏求书也未得到刻本，只能以钞本代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这一刻本为国内仅存二部之一，是十分难得的善本方志。

家谱是上海图书馆藏书特色之一，共有11200余种，83000余册，就收藏原书（不含缩微胶卷）而言，上海图书馆是国内收藏家谱资料最多的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资料来源于五个方面。

（1）上图建馆起随其他古籍一并采购或捐赠而来，散藏于馆藏的普通古籍与善本古籍之中，共计500余种，3000余册。

（2）1959～1964年间，从安徽屯溪等地专门采购而来，共5700余种，25700余册，这是上图馆藏家谱的主体部分，品种全，数量多，书品亦较好。

（3）50年代末，上海图书馆派人去造纸厂抢救文献时获得的家谱。多为江浙湘等地农村土改时收缴的。有8011种，59000余册，这部分家谱残损严重，复本残本各占一半。

（4）原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家谱90余种，400余册。

（5）“文化大革命”落实政策后收集留存的家谱共1265种，18000余册。

上海图书馆入藏的家谱共有312个姓氏，以陈姓最多，共615种；依次为张姓594种，李姓393种，吴姓359种，周姓345种，朱姓293种；其他在200种以上者有徐、黄、胡、杨等姓；冷僻姓氏有80余种，如吾、承、寻、师、生、危、谌、港、后、平、阳、璩、青、斜、揭等

按地区排列，上海图书馆藏家谱以浙江省最多，其次为安徽、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江西。其他甘肃、贵州、广东等省极少。此外尚收有日本家谱一种。在数量最多的浙江省家谱中，又集中于金华、余姚、上虞、慈溪一带，且以方、章、楼、谢等姓氏居多。而在安徽省家谱中，又以皖南的新安（今歙县）、绩溪、休宁及婺源（今属江西省）最为集中，并以陈、李、程、汪、金诸姓氏居多，江苏省则集中在无锡、昆陵（今常州）、镇江、扬州、太仓、苏州一带，以周、吴、席、张、秦、荣、陶姓居多。湖南省集中于长沙、湘潭一带，以谭姓居多。

按版本而论，上图馆藏家谱多为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的木活字本，但亦有不少明代刻本，其中最早者为明成化间刊本《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此外尚有不少稿本，纂修底本，尤其是不少明刊本中还保存着彩绘画像，可列入善本古籍行列。

朱卷是明、清时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物，参加乡试、会试的考生的墨笔试卷需经专门会录人员用朱笔誊写后送交考官，目的是防止考官辨证考生的笔迹。誊稿即称为“朱卷”。清朝中式的举人、进士把自己试卷刊刻散发亲友，以后又扩展到无须朱笔誊录的复试、殿试等试卷均刊刻散发，形成一种特殊的文献，统称“朱卷”。

上海图书馆入藏的清代朱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末“孤岛”时期的合众图书馆。张元济、叶景葵等觅藏民族文化典籍时，注意到了朱卷特有的文献价值。合众图书馆先是以重点购得浙江海盐朱氏寿鑫斋收藏的2000余册朱卷，以后又得到江苏吴县潘氏著砚楼捐赠的朱卷千余种，奠定了朱卷藏书的基础。建国后，合众图书馆改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以后又与上海图书馆合并。50多年中，朱卷收集工作坚持不懈，至90年代初期，入藏的朱卷已超过了8000种，形成上海图书馆古籍藏书中的一个特色专藏。朱卷提供考生及其家族的历史人物资料较其他史料真实确切，记述的师承关系为研究学术思想的源流变迁提供了依据，考官的批语可以反映当时的教育状况，选士标准，此外，八股文试卷本身则是清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朱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1992年，由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由台湾成文出版社正式出版，较完整的反映了这部分文献珍藏。

西文珍本

上海地区若干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中收藏着一些珍贵的欧洲早期的出版物，大多是19世纪中期以后，在沪外国人所办的图书馆留下的藏书。收藏此类西文珍本文献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的是上海图书馆，现有1515～1800年前欧洲出版的图书1800种，2000册。

上海图书馆的西文珍本大多是亚洲文会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的旧藏，其余是上海图书馆建馆40年来陆续采购入藏的。文种有拉丁、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法、德等10多种，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法律、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天文学等。其中，以西方早期汉学研究著作最引人注目，在馆藏1800种珍本图书中，有关中国和中国历史主题的著作有131种，如：

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威尼斯1586年版；金尼阁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奥格斯堡1615年版；卫匡国的《中国新图》，阿姆斯特丹1655年版；欧洲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1697年版；杜阿德的《中华帝国志》，巴黎1753年初版；钱德明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科学、艺术风格、习惯》，巴黎1776～1814年版，16卷等。

西文珍本文献是研究欧洲历史、宗教、社会、文化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上海图书馆参照国外编目方法，编成《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于1993年出版。该书目已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等世界各国家和著名大学图书馆，受到各国专家的好评。